法”。胸帶繞于馬胸，避開了馬的氣管，使馬力得以更充分地發(fā)揮。這種系駕法在西方的出現(xiàn)，則不早于公元8世紀。
雖然羅馬與漢存在著諸多差異，但漢代中國對羅馬充分肯定�！逗鬂h書·西域傳》說：“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清薛福成《出使日記》解釋道，秦為“亞洲大一統(tǒng)之國”，羅馬為“歐洲大一統(tǒng)之國”，故號羅馬為大秦。這比起古代中國給某些異族所用之缺少敬意的譯名如獫狁、匈奴等，誠不可同日而語�！段饔騻鳌酚终f，大秦“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堊丕之”。其作者或未能親履其地，但通過傳聞，這座城仍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漢代的夯土城不同，羅馬是一座占地面積20多平方公里，居民達100萬的“大理石之城”。且不說城內(nèi)的神廟、議事廳、柱廊、凱旋門、大浴堂等之雄偉壯觀，即便是臨街所建二層或三層的公寓樓也并不遜色。至今走進羅馬的建筑遺址，徘徊瞻眺，仍不能不為其磅礴的氣勢所震撼。但由于東西方建筑體系大不相同，在古代，羅馬式石構(gòu)建筑無法引入中國。不僅建筑物本身，連其內(nèi)部的陳設也與漢代大相徑庭。羅馬人用高坐具，而漢代人在室內(nèi)于席上起居。扶手椅、靠背椅、圈椅，羅馬已應有盡有，或類似古希臘之流麗瀟灑的式樣，或類似古波斯之凝重端莊的造型，風格不一，洋洋大觀。雖然矮背椅在埃及古王國時代已經(jīng)出現(xiàn)，此物并不是羅馬的創(chuàng)造，但它在羅馬人手中得到長足發(fā)展。椅子于東漢末已輾轉(zhuǎn)傳到中國新疆地區(qū)，民豐縣尼雅遺址曾出土雕花木椅殘件。然而依照華夏風俗，在席上應斂膝跪坐，示敬時則聳體長跽或俯地頓首，其他較放任的坐姿如箕踞、垂足，皆涉“非禮”之嫌，所以椅子長期進不了玉門關(guān)。隋唐以來，情況有所改觀。但直到南宋時，陸游還提到“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譏笑其無法度”。此時已屆12世紀末，可見歷史形成的傳統(tǒng)誠不易遽改。不過在展出的陶板上，還看到坐折凳的羅馬神像。折凳即中國俗稱之馬扎，古名胡床�！逗鬂h書·五行志》說漢靈帝喜好“胡床，胡坐”。獻帝建安年間，曹操也曾“坐胡床”指揮軍隊。此物自魏晉后在中國廣泛流行，以迄于今。羅馬雖然也并不是折凳的發(fā)源地，當仍不妨視為其傳播過程中的一個中間環(huán)節(jié)。
羅馬制品注意精確、實用，表現(xiàn)在工具制造上尤其明顯，從這里展出的圓規(guī)、矩尺、斧、鑿等，也能看出這種性格。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展出的公元1世紀的鐵制刨。這種木工利器在我國的使用遠較羅馬為晚。中國古代平木的工序是先用錛(即斤)再用，亦可稱之為刮刀，各地自先秦至隋唐的古墓中多有出土。而帶刨床的推刨在中國要到明中葉才有。在羅馬，推刨和鋸大木的框架鋸相配合，于公元1世紀已經(jīng)同時出現(xiàn)；中國卻要到北宋時才有框架鋸。時間差得這么多，表明我國的這兩種工具不存在直接傳自羅馬的可能。
精確實用與優(yōu)雅美觀并不互相排斥。這次展出的羅馬燈具雖為數(shù)不多，但亦可從中略見一斑。羅馬的燈非常講究，小型的紅陶燈、青銅燈，淺淺的油槽，前端一個小燈嘴，玲瓏可愛，令人不禁聯(lián)想起中國的紫砂小茶壺。也有兩個流的，三個流的，印花的,飾以塑像的，帶矮座的臺燈，帶高燈檠的落地燈和多枝吊燈，不一而足。住宅的會客室和飯廳中都要擺設高燈具。因為羅馬人飲宴時側(cè)臥在比椅子還略高些的靠榻上，光源矮了不行。漢代人飲宴時則坐席或坐矮床，燈可以放在地上，漢代點燈用麻油或荏(白蘇子)油，羅馬用橄欖油，都有煙氣。但漢代人發(fā)明了燈上加導煙管的辦法，將燈煙導入燈腹，融入其中所貯之水，以減少室內(nèi)的煙炱。這一裝置羅馬人沒有想到。
無論漢代或羅馬的宴會上都佐以樂舞，漢代還有說唱，羅馬則有啞劇，雙方都有的是雜技。羅馬雜技聲名遠播。漢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安息使臣來獻“犁幻人二”。安帝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