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墓，其中出土了3件漢代的連弧紋鏡和精白鏡，以及羅馬皇帝提比略于公元16-21年間鑄造的金幣。此外，這里還出土了大量帶有希臘、羅馬、安息以及大夏風格的貴金屬制品。但以這些文物為代表的洶涌而來的西方文化浪潮，顯然停步于帕米爾高原以西，未能以其強勁的勢頭繼續(xù)東進。還應一提的是，有學者稱，位于今甘肅永昌縣之漢代的驪城，曾安置過公元前36年漢將陳湯在郅支(今哈薩克斯坦的江布爾)所俘“降虜千余人”。他們并以《漢書·陳湯傳》載有步兵用“魚鱗陣”操練為由，認為這些人是羅馬軍人，亦即公元前53年執(zhí)政官克拉蘇與安息作戰(zhàn)，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卡里大潰敗時，下落不明的6000人中的一部分。為什么安置在驪城呢？因為顏師古說過：“即大秦也，張掖(郡)驪縣蓋取此國為名耳。”其實參加過公元前53年與公元前36年這兩次戰(zhàn)爭的人員之間互不相干，驪也和作為外國地名之對音的(或作黎軒)無關。近年在甘肅敦煌懸泉置出土的漢簡中之記事表明，驪得名于驪苑。漢代在西北地區(qū)設苑養(yǎng)馬，多至“三十六所”，養(yǎng)馬“三十萬頭”。驪的意思是黑馬，訓剽悍，用作苑名正相適合。這里的漢簡還證明，驪縣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已經設立，那時卡里之戰(zhàn)與郅支之戰(zhàn)尚未發(fā)生，更談不上安置戰(zhàn)后的俘虜兵了
漢與羅馬直接接觸很少，距離遙遠與交通困難確是不容忽視的因素。就陸路而言，除沙漠地區(qū)可驅趕駝隊外，一般應騎馬或駕車。如《后漢書·西域傳》說，自烏弋山離至條支“馬行百余日”，自條支至安息“馬行六十余日”。但騎馬作長途旅行，當時是一件苦事。因為馬具不完備，特別是沒有馬鐙。展出的羅馬戰(zhàn)士騎馬行進圖陶板，戰(zhàn)士皆垂足跨馬，只靠雙腿夾住馬腹；如迅速奔跑，首先須防止墜馬。漢代的情況亦然。且因漢代使用高橋鞍，其后鞍橋還略高于前鞍橋，更增加了上馬的難度。但這種情況卻促使中國發(fā)明了馬鐙，先是用單馬鐙，繼而用雙馬鐙。最早的鐵馬鐙見于甘肅武威南灘魏晉墓，不過這已是公元3-4世紀的事了。比瓦爾說：“像馬鐙這樣一種普通的器具，不但對于全部羅馬古代民族來說，一直是聞所未聞，甚至像薩珊波斯那樣習于騎射的養(yǎng)馬人，竟然也不知馬鐙為何物�！瘪R鐙是中國貢獻給世界的一宗禮物。至于駕車，展出的龐貝出土之銀把杯上的賽車場景將羅馬古代駕車的情況表現得最為生動，馭手所駕之雙輪賽車與羅馬戰(zhàn)車的形制并無大殊，只是輪徑更小些，更加輕捷。駕車的馬一般用兩匹，也有用四匹的。尼祿皇帝在奧林匹亞親自參加賽車時，他的車竟駕十匹馬。但駕馭十匹烈馬洵非易舉，皇帝陛下先是被甩下車，后來未到達終點就退出比賽，裁判員卻仍將桂冠授給了他。在一般情況下，整個賽程要跑4公里，當中有13個急轉彎。參賽者有時故意互相碰撞，所以經常發(fā)生翻車。在羅馬鑲嵌畫的賽車圖中，也往往安排幾輛翻倒摔壞的車，以顯示其表現手法之忠實。并由于馭手習慣于將韁繩纏縛在腰間，翻車后如不能及時割斷繩子，被奔馬拖曳而去，將面臨不測。中國古代沒有這種比賽，但先秦時的車戰(zhàn)要在戰(zhàn)車與戰(zhàn)車之間進行格斗，更是生死存亡的考驗。一輛中國古戰(zhàn)車上有兩或三名戰(zhàn)士，如因傷亡減員，只余一人，勢將無法同時既操縱韁繩又使用兵刃，所以采用了一種被稱作“弓形器”的掛韁鉤。將“弓形器”縛結在馭手腰前，用其上之兩條曲臂掛住韁繩控制行車，使戰(zhàn)士得以自由活動。并可根據戰(zhàn)況將韁繩解下，重新用手操縱�？上М斀z路暢通以前，中國未能將這項發(fā)明介紹給羅馬，使羅馬多產生一些獲取代表勝利的橄欖枝的馭手。還應當指出的是，羅馬人駕車仍采用自古埃及沿襲下來的“頸帶式系駕法”。駕車的馬被用頸帶固定在車衡上，馬頸是曳車前進的主要承力部位，從而使馬的氣管受頸帶的壓迫，馬跑得愈快，愈感到呼吸困難。而漢代中國已使用雙轅車，采用“胸帶式系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