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廣場唯一認識的警察就是喜歡攝影的王宗雨，每次見面他都乘機和我探討攝影技術，每當別的公安和武警上來對我盤查，他便過來替我解圍，可惜后來他被調離天安門廣場去了豐臺工作。還有那些年輕的武警戰(zhàn)士，紀律更加嚴明，他們經常面無表情、目不斜視，即使時間長了有個熟悉的面孔知道我不是壞人，不轟我走，很快也會復員回家，所以要和他們長期溝通和交流，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也是五年中讓我感到最為煩惱的一件事，同時也讓我體會到普通人做事的艱難和困惑，好在憑著自己對攝影的執(zhí)著和熱情，從未放棄。
為了保證這部作品集的影像素質，本次拍攝從頭到尾我都采用了4×5的大畫幅照相機，所以三腳架、冠布、測光表、單筒放大鏡，都是必不可少的攝影器材。每當我把黑色的大相機裝上三腳架對準天安門，然后再蒙上黑布半個身子鉆進去調焦的時候，警察和武警立刻就會出現(xiàn)在我的面前。問我是哪兒的，來干什么？三腳架上的大家伙是照相機還是攝像機？為什么把頭蒙在黑布里？手里的測光表是什么儀器？用望遠鏡看什么？來廣場拍攝是什么意圖……面對他們一連串的問題，我總要解釋不是攝像機，是照相機……蒙在黑布里不干別的，是調焦距……不算儀器，是測光表……不是望遠鏡，是調焦用的放大鏡……我是攝影師，沒有什么別的意圖，只是拍著玩……要是說采訪，作為個人行為，我既沒有天安門管委會的采訪批文，也沒有照相攤位的營業(yè)執(zhí)照，根本沒有資格在此行事。尤其我的相機過大，每次拍攝都會吸引很多游客圍觀，而且不停地有人問我照一張多少錢？當時能取嗎？面對這種問話，我總要無奈地重復：“我不是照相的！你們快走吧�。 狈駝t聚集的人一多，公安和武警立刻又會過來轟我，包括巡邏的城管人員也很可能把我當成無照經營的黑攝影師，沒收我的器材。為了完成這部作品，五年間我艱難地對付各種外來干擾，送走一批又一批轉業(yè)兵和許多退休的老警察、老城管。
我1983年2月22日（19歲）的這張老照片和另外兩張?zhí)彀查T前的紀念照，2004年啟發(fā)黑明開始拍攝《公民記憶》。
在這個最為敏感的地區(qū)采訪拍攝，我曾趕上過許多故事，有的驚心動魄，有的荒誕無比。記得2007年8月16日那天中午，天安門廣場突然發(fā)生了一起“爆竹事件”，一陣激烈的鞭炮聲，迅速招來幾十名警察和好幾輛警車，東北角的游客全都被突如其來的鞭炮聲吸引到那股濃濃的煙霧下。地上的鞭炮皮被腰掛警棍、手持對講機的警察包圍得嚴嚴實實，他們又是給鞭炮皮拍照、又是錄像，放炮的一對中年男女也被警察迅速帶上警車。當我拍完照片湊上去看熱鬧的時候，只聽旁邊一位游客說：“夫妻倆是從外地來的，聽說他們的孩子考上北京大學了，來北京送孩子，順手放了一串鞭炮慶祝孩子上大學�！甭犃诉@句話，我不由地笑了，多么純樸的父母！也許他們是在兌現(xiàn)自己的諾言，也許他們心目中沒有比天安門廣場更為莊嚴的地方，所以選擇來到祖國的心臟和最為神圣的地方，為孩子的成功點燃震天響的鞭炮，這也合乎常理。
最近，當我完成這組照片之后，國內外數(shù)十家媒體要求對我進行專訪，還有無數(shù)媒體紛紛轉發(fā)這些照片。有人自發(fā)為這組照片撰寫文章，有人根據(jù)這組照片創(chuàng)作了一首首長詩，有人要求出資舉辦展覽，有人提出免費為我印制畫冊……引發(fā)了一系列照片背后的故事。這些照片雖然沒有什么抽象的概念和難以理解的藝術語言，但通過媒體規(guī)模呈現(xiàn)，卻讓不少人產生了共鳴，并且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也彰顯了影像的力量。在我看來，這些具有時代特征的影像對比，不僅展現(xiàn)了新中國60年的文明與進步，也體現(xiàn)了一個國家巨大的歷史變遷，同時還呈現(xiàn)出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歲月滄桑和發(fā)展進程。其實這些客觀的變化已經不是某個人的命運轉變和生命過程，而是成為中國公民共同的經歷和記憶。
今天，在天安門廣場連續(xù)五年的拍攝已經全部結束。當我把自己采寫的百余篇文章發(fā)給每位被攝者之后，他們紛紛來信、來電，熱情地告訴我已經修改了關于自己的文章，當我收到他們寄回的文章時，發(fā)現(xiàn)有些人的文章已被改得面目全非。有人刪去了榮譽，有人刪去了冤屈，有人刪去了苦難，還有人刪去了荒誕年代無情的摧殘，最讓我心痛的是有人刪去了震撼人心的歷史真相，有人刪去了對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導致多篇修改后的文章遠不如原稿那么生動，有趣，自由，深刻。當我把這件事告訴一位老年朋友時，他說：“你一定要理解他們，他們早就被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整怕了，因為過去很多人挨整都是禍從口出，他們現(xiàn)在老了，也學精了，還是讓他們平靜地生活吧，不然他們看著你的書，一定會忐忑不安，甚至會做噩夢！”在這位歷經風雨的老友勸說下，我只好忍痛割愛，最終采用了他們刪改后的文章，但這必將給我留下永遠的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