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言簡意賅地概括《紅旗照相館》，即“雖然照片不會撒謊，但撒謊者卻可能去拍照�！保▌⒁姿埂ず６鳎�，往前延伸一步，我們可以說：“雖然照片不會撒謊，但撒謊者卻操縱了照片�！睍x永權(quán)為何單單截取了1956年～1958年這短暫的年份？如果作者要著力表現(xiàn)“大躍進(jìn)”時期新聞攝影領(lǐng)域的全貌，那聚焦在1958年～1960年則更為典型。顯然，作者意在于此，又不僅在于此。跟一般社科類書籍有所不同，《紅旗照相館》在詳盡記述了形形色色的新聞攝影事件后，并沒有明顯的總結(jié)性篇章出現(xiàn)，全書的高潮隱晦不明。晉氏如此劃代1957年“反右”運動中的新聞攝影界的眾生百像是他的考慮因素，據(jù)我猜度，他更是為了追根溯源，為“大躍進(jìn)”中那些今時看來夸張、黑色、甚或無語的新聞?wù)掌谋榈亻_花求一個答案，荒唐無稽的劇情都擁有一個在某個時段看來甚是合理的緣由。
在晉永權(quán)所求索的那些年份里，中國的新聞攝影“筆底生花”，孩童嬉戲于稻谷上而稻稈不折，大姑娘舞于棉朵上如翔云端，新老攝影人想像力井噴，一發(fā)不可收拾，《人民日報》的一位編輯在回憶中稱，“這詩一般的年代里”，自己在辦報，又好像在作詩。發(fā)人深省的是，全國范圍內(nèi)的新聞攝影真實性及相關(guān)問題的討論，正當(dāng)“大躍進(jìn)”運動風(fēng)生水起之時，這也從另一方面，解釋了當(dāng)時攝影藝術(shù)的停滯，以及上世紀(jì)90年代中國紀(jì)實攝影橫空出世的革命性。時至今日，我們留心觀察，那段特殊歲月里的攝影遺痕在現(xiàn)代的數(shù)碼感光組件上依然有所呈現(xiàn)，甚至濃墨重彩。
缺少了攝影的推波助瀾，“大躍進(jìn)”運動是否仍然積重難返？然而，這樣的假設(shè)是沒有意義的。晉永權(quán)通過“說謊的照片”為我們提供了一部反思性的圖像證史，在這個圖像聲音被不斷放大的時代，我們正在參與著一部更為宏大的圖像史的編纂，而我們隨身攜帶的，絕不單單是一部相機(jī)，或幾支不同焦距的鏡頭。
成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