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而更關注那些“看上去沒人盯的對象”，比如救護車。
事實上，此次曾蔭權(quán)的公務開支清單，就是香港一家傳媒直接給特首辦公室發(fā)郵件索要，僅半天時間，清單即回復到記者郵箱。不過這份看起來很規(guī)矩的清單公布后，因為已是慣例，在香港照例沒有引起太多關注。
許多人印象頗深的相關報道是2009年，港媒激烈抨擊審計署審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問題：官員辦公面積較政府標準超標六成，每月浪費公款14萬港元；為兩名前專員舉行餞別宴，人均開支分別達650港元與750港元，兩餐花掉納稅人逾4.7萬港元。
一時掀起軒然大波，最終以兩位前專員自費退回宴會全部開銷告結(jié)。
其實，在這份長達79頁的報告中，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違規(guī)僅此兩處，在其他公務開支上，他們的節(jié)儉努力可圈可點：2008年一次公務午宴，四人花了1800港元，公署按人均上限規(guī)定只予以報銷1200港元；公署一專員在一次公務出訪前，沒有訂商務艙，而是用自己的飛行里程積分換了張經(jīng)濟艙客位。
但在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看來，香港媒體不會對這些“好人好事”感冒，“這都是政府應該做的”。
另外一個事例是：2007年，為查證一起貪腐案，廉政公署臥底等5人點了鮑魚、魚翅及芝華士酒，花費4450港元，由公款付賬。盡管臥底強調(diào)因要扮有錢人，必須花得豪爽以取信于人，但檢方仍質(zhì)疑他們用特區(qū)政府錢吃“豪宴”。
“納稅人當然會很在乎自己的錢有沒被他們亂花。”蔡子強說。
“公家”飯，就該這么簡單
在密織的監(jiān)督網(wǎng)之下，對香港官員來說，自己掏腰包是更加安全的選擇。
作為香港活躍的時評人士，蔡子強平均一周會出席一次官員或議員約邀的飯局。而此類宴請多是官員自己掏腰包埋單。
飯局一般定在中午，香港政府機構(gòu)下午1~2點的午休時間，談話時常會拖延到兩點一刻，但最晚都得在兩點半以前結(jié)束。否則，要是被媒體拍到官員在辦公期間仍在餐桌邊上，又要引來刻薄的批評。
幾位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內(nèi)地官員也發(fā)現(xiàn)，在港訪問考察期間，被香港官員以私人名義宴請的機會比公務宴請要多得多。深圳一批法官到訪立法會交流，時任主席范徐麗泰就自己掏的腰包，請他們喝了下午茶。
全國人大常委會一位訪問過香港的官員亦稱，在長達一年的訪問期中，他和政府部門、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打過多次交道，沒有吃過一頓公家飯，全部都是有關官員私人請客。
原因是，在香港，官員的普遍心態(tài)是怕麻煩：公款吃喝除了申請復雜外，即使核準通過，日后審計署將審計結(jié)果公之于眾，萬一有不妥之處被媒體或公眾發(fā)現(xiàn)，得不償失。
事實上，“適度與保守”原則，已然入植香港的政治文化，定型為官員的慣性思維。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眼中，香港官員都很注重在不同場合以適宜的身份介紹自己或稱呼對方——
在官方活動中，官員則彼此以公職職銜稱呼與會者，這是體統(tǒng)；如果已經(jīng)知悉對方身份，以職銜相稱，是客氣，稱呼對方獲取的學歷，比如博士，也許更好；在尋常場合，自我介紹時如以公職身份自介，就是違規(guī)。
一個例子是，曾蔭權(quán)在擔任財政司司長期間，一次用辦公室信箋寫信詢問醫(yī)科考官兒子的考試情況，被媒體發(fā)現(xiàn)后引發(fā)猛烈批評，盡管他再三解釋，自己的本意絕非以司長之名向考官施壓，而是“以一名父親的身份”關心兒子的前途，卻仍然被認為他用辦公信箋表示身份，是在以司長之名向考官施壓。
在非公務場合與時間段，香港官員的表現(xiàn)節(jié)制而低調(diào)。
前香港廉政專員、全國人大代表羅范椒芬在任香港教育局局長期間，周末及加班期間都堅持不用司機，自己開車。她說，這是香港局長們的普遍習慣。
也因如此，每次到內(nèi)地訪問，羅范椒芬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