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著色師周琦沒有等來令人期盼的1997年，便選擇了自殺，成為我們這個喧囂年代的另一種難以言說的現(xiàn)實。本文作者為周琦侄兒——學攝影的大學生——2011年5月中旬，一個偶然的機會得以目睹記憶模糊的大伯當年留下的著色照片。
周琦十七八歲時給自己著色的照片
子固路公社“星火照相館”，“文革”時期盛極一時，地址位于南昌市勝利路，在倒閉后被館旁的亨得利鐘表行吞并，取而代之的是高檔精致的鐘表珠寶�，F(xiàn)在的勝利路已發(fā)展成嘈雜鬧市區(qū)中的步行街，濃厚的商業(yè)氛圍，時尚誘惑應接不暇，只是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再沒有年輕人知曉勝利路136號的故事，恍如匆匆過客，離開了無影無蹤，在舊址只能看見蓬勃發(fā)展的城市繁華。那承載著影像記憶的照相館，曾經的尋夢人，在故人的回憶中被逐漸淡忘。
1976年，周琦(右)和同事在星火照相館
1957年5月7日，我的伯父周琦出生于南昌市疊山路，家中排行老大，家人都喚其為“本琦”。據父親回憶，本琦打小就是個渾身充滿著藝術細胞的主兒，拉得一手好二胡、吹得一口好笛子，甚至可以用小提琴演奏《梁�！�，每逢明月夜，他喜歡獨自在陽臺酌酒一杯吆上一曲;本琦還下得一手好棋，寫得一手好字，不過最愛是繪畫，用炭筆給朋友畫像，一畫就是幾個小時，別人拿到畫像沒有不喜歡的。老屋墻壁上的山水畫正是本琦一手操刀的，可惜2005年舊房拆遷時隨老房子一同被夷為平地。本琦非常勤奮好學，他每天翻閱報紙，在小本子上摘抄讀書心得，還把水彩畫的技巧等記在其中。進入美院深造是本琦的最大夢想，這也讓當年許多同齡人不理解但又佩服不已。
實際上，年幼時的不幸遭遇給本琦的生活蒙上了極大的陰影。小兒麻痹癥帶給他的是不靈便的腿腳，還有作為“瘸子”遭受的欺辱和歧視。對于這些，本琦咬牙忍著，能說會道的他有時沉默寡言，眨著眼一個人默默思考，但眼神里透露著積極和樂觀。他熱愛游泳，也許水才能給他足夠的自由去充分釋放自己的身體，他常常一個人橫渡贛江。中學畢業(yè)時，因為身體殘疾，沒有大學愿意接收他。無數(shù)次的嘗試化為泡影后，本琦仍然試著將自己的近百幅得意畫作托人帶到浙江美院，希望能被破格錄取，但終是石沉大海。時任糧食公司經理的爺爺周崇信希望兒子老老實實留在身邊，于是托熟人介紹進入星火照相館工作。那會兒能在照相館上班，也是很讓人羨慕的。每當逢年過節(jié)、參軍、學生畢業(yè)時，來拍照片的人前撥兒沒走，后撥兒就來了，得排很長的隊，70年代的“英雄城”尤甚，拍張照片是件非常隆重且難得的事兒。
錢塘江六和塔。風光片的著色相對困難。
1974年，未滿17歲的本琦開始了青年著色師短暫而又影響終身的職業(yè)生涯。那時一個照相館擁有多少著色師，決定了它實力的強弱和影響力的大小。著色師的“后期加工”跟攝影師的前期工作相比，重要程度一點兒也不差。給照片著色是一項“幕后工作”，看起來不復雜，干起來卻需真功夫。稱職的著色師工作起來必須膽大心細技術硬：黑白照片拿到手里后，要先用藥水將其變黃，然后擺出12種色彩的調色板，用不同的工具對照片進行上色，細微的地方必須要用竹簽挑上棉花一針一針地點，嘴唇和瞳孔的反光點要用刻刀在相紙上刮來刮去。本琦將他繪畫方面的才華在攝影，尤其是手工著色上發(fā)揮得淋漓盡致。一張錢塘江邊六和塔的風景照片在老照片堆里格外顯眼，是他當年清晨搭貨車從南昌趕到杭州拍攝的。
1956年5月25日，周琦的父親周崇信在廬山花徑亭留影，這張當年相親時托媒人帶給女方看的黑白照片，后來被周琦精心著上顏色。為了追求最純粹的色彩，周琦幾次親自重返廬山原址查看。
行內的規(guī)矩和技巧多得很，著色師不但對色彩的把握要準，想象力還得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