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盡管這個動作實際上沒必要)，最后像“摘隱形眼鏡一樣”摘角膜，“瞧，人走了，光明留在了人間”。
老趙見人就愛笑，整日樂呵呵的。他跟養(yǎng)老院的老人們說，活著就圖高興，要發(fā)現(xiàn)好幾天沒見到我了，您就說一聲“呵，老趙走了”，利利索索的。
以前拿著遺體捐獻申請表去公證處辦公證需要花200元錢，老趙覺得很不合理，死纏硬磨找民政、找司法，最后把這政策改了，200元免掉。
“我不是黨員，誰也不代表誰，就代表我自己�！边@是他的口頭禪。
他的錢包里總裝有一朵白花，隨時準備別在胸前，為死者送行。2009年春節(jié)，他在一間有11具遺體的停尸房里，為一位捐獻者守靈。
抬遺體上下車時，不足1.65米的老趙通常抬頭部，“那是大兒子抬的位置，很重要”——這是他表達尊重的方式。
他的遺囑寫了3大張紙，最后一行寫滿了謝謝，放在“生命意義展室”，那是展室唯一一份主人還活著的遺囑。
小學(xué)文化的老趙還被天津醫(yī)科大學(xué)聘為“德育輔導(dǎo)員”，站在教授講課的講臺上，講“生命的意義”。
雖然經(jīng)手110位捐獻者，但他實際也不太清楚自己最后的路。就他的經(jīng)驗，他能預(yù)計到自己死后躺在醫(yī)學(xué)院的解剖臺上，時間越久，“顏色從最初的淺黃，變成深褐色”，他先指指自家的門框，再指指墻上前幾年和老伴補照的婚紗照的相框，“就這色兒！”
他想好了，等那一天真的快來臨時，他還會寫一封遺書給孩子，那是一份不同于陳列在“生命意義展室”的遺囑。
話是這樣的，他一字一頓地說：“寶貝兒，你是大人了，懂事了，你愛吃魚，我再不能給你買了，所以你得學(xué)會自己釣魚去�！�
最小的墓碑
開效軍把父親開誠送上醫(yī)科大學(xué)的車后，呆呆地站在風里，手里還捏著沒有燒完的紙錢。
風很大，開效軍躲在避風的墻角燒紙，好幾次才能點燃。告別太短太快了，他終于沒能燒完一把紙。他說父親搞經(jīng)濟工作，特別喜歡簡單，復(fù)雜的事情“會讓他不舒服”，所以尊重父親的意愿，讓他無牽無掛地捐出自己。
開效軍留下了一張貼著加拿大楓葉的卡片，卡片上簽著親友懷念老人的話，中英文都有。他將把這張卡片和父親生前的一頂帽子帶回加拿大，那是這個家庭所能留下的全部的紀念了。
老校長朱憲彝一生有6個兒女，只有孫女朱寧代表全家參觀過“生命意義展室”。學(xué)生化專業(yè)的孫女回家說，在爺爺?shù)呐K器標本前，并不覺得有什么特別，她也解剖過別人，“人都是一樣的”。
朱憲彝的四兒子朱遂如今75歲了，每逢父親的祭日和清明節(jié)，他就步行20多分鐘，到天津醫(yī)科大學(xué)南門口，和父親的雕像，默默說上一會兒話，再圍著種滿月季花的花壇走一圈。
給家屬一個“交代”，給他們一個祭奠的地方，這個念想始終壓在張金鐘胸口。直到2004年，由天津醫(yī)科大學(xué)、天津市紅十字會、元寶山莊陵園共同設(shè)立的遺體捐獻者紀念園落成，他心里的石頭才落地。
紀念建筑主體長25米、高5米，中心呈心形，刻著兩個金色楷體大字：奉獻。旁邊延伸出兩面大墻，墻上鐫刻著每一位捐獻者的名字。
至今上面有333個名字，開誠老人的名字還沒來得及刻上。名字都是隨機排的，夫婦二人的姓名，也不會專門刻在一起。
每一個名字就是一個墓碑。
可墓碑實在太小了，前去祭奠的家屬，只能扎個小到不能再小的花圈，或者掐一朵花，用膠帶粘在上面。
前方是一片桃園，春季桃花燦爛。后面是滿坡的爬山虎，秋季一片紅。墓地的山腳下養(yǎng)著成群的鹿和孔雀。每天，1000多只鴿子在墓園上空飛翔。
這里的每一個名字、每一塊墓碑，隔3天就會被擦拭一遍。墓園并不寂靜，每天都有音樂，陪伴亡靈的曲子，有《天長地久》、《回家》、《與昨日告別》，甚至是今年剛走紅的《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