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高。
到了90年代的申請表，人們的表達就隨意和個性化多了。不再用“大詞兒”表達對生死的理解：“身體不過是人在地球上居住的帳篷，隨著生命而去”、“生死就是新陳代謝的自然規(guī)律”、“人就像一支蠟燭，當它燃燒到芯灰脂竭的時候，自然就熄滅了。”
還有人在申請表里夾了一個封好的信封，寫著“請勿提前開啟”字樣。不知它會在何時被打開，里面又是些什么。
舊的申請表格上曾有“單位意見”一欄，新申請表的這一欄取消了。最初，人們想捐掉自己為國家“添磚加瓦”，是需要單位介紹信的。
“家屬意見”欄是申請表上30年一直沒有變過的部分，也是飽含淚水分量最重的部分。
有的家屬只會填上“同意”，也有人在狹小的意見欄里愿意多寫幾句，比如“我們一開始反對，經過了激烈的斗爭……”
人們并不知道“同意”二字落筆時，那些“斗爭”有多“激烈”。
多年來，一次次把人“請”回醫(yī)學院的袁武目睹了太多刻骨銘心的分離場面。
2003年，退休法官趙建中病逝后，他的長女趙昭做了“一生中惟一不愿意做而又必須做的事”。
當女兒第一次知道父親捐獻遺體的打算，哭著拒絕執(zhí)行這個殘酷的決定。她問父親：“你為什么偏要這樣做，最后我們連你的骨灰都沒有，我們到哪兒去給你掃墓，到哪兒去看你呢？”
但當父親在這年的7月1日中午停止呼吸，趙昭立即通知了醫(yī)科大學。校方提出，天氣較熱，為了保持遺體新鮮，兩個小時之后就將接走遺體。而天津的風俗是舉喪3天。
一個倉促的告別儀式在醫(yī)院舉行。父親的遺體被抬上車的剎那，趙昭大喊：“等一下，請等一下！”她向正在扎鮮花的工作人員借了一把新剪刀，跪在父親身前，剪下了一縷花白的頭發(fā)。
“這縷頭發(fā)有著父親的血型，有著父親的氣息，代表著父親的全部，我要給父親買一塊墓地，埋下這縷頭發(fā)，讓他鐘愛的法官制服永遠陪伴著他�！�
天津市寶坻區(qū)的一位農民捐出遺體不久，他的家屬被趕出了這個村子。他們被同村人懷疑“拿死人賣錢”，傷風敗俗。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這么悲傷。陸于宏曾碰到一位正在申請捐贈的肝癌患者，由家屬陪著。他說自己只有5個月的時間了，當看到旁人臉色沉重，他又用輕松的語氣安慰大家：“我就快要來了�！�
這334名捐獻者，生前也許只在填表時到過這所學校，而當他們下一次進入校門，或許已是生命之門關閉的時候了。
您就說一聲“呵，老趙走了”，利利索索的
12月2日這個陽光燦爛的下午，當運送開誠老人的金杯車駛過立交橋，開往天津醫(yī)科大學所在的氣象臺路時，65歲的下崗工人趙永華正蹬著他的自行車，在趕往養(yǎng)老院的路上。
8年來，他幾乎風雨無阻地每天騎車近40公里，四處尋找可能會捐遺體的老人，連自行車都被偷了幾十輛。
334位捐獻者中，他“經手”了110人。有年輕時蹲過監(jiān)獄最后希望以獻尸“洗刷污點”的老人，還有身披紅旗的老坦克手。他跟袁武常常相遇在那輛金杯車里。
在2002年3月31日，他和妻子同時辦理遺體捐贈登記的那一天，他在自家30平方米的房門外釘上了一個大牌子，“天津市遺體捐獻宣傳幫辦志愿小組”。他把家里電話印在紙上，到處散發(fā)“熱線號碼”。
他說自己不是“勸捐”，他從不主動跟人說捐遺體的事兒。他的工作方式是：每天帶著面條，騎車去養(yǎng)老院看老人，一起聊天，煮面條吃，別人問他在忙啥，他才說捐角膜、捐遺體的事兒。
他常用地道的天津話說：“人最后眼一閉什么都不知道了。裝棺材里，讓蟲子啃了吃了，不如送到醫(yī)學院，讓孩子們別練假的，練真的，多好！”
他比劃取角膜的過程。醫(yī)生會把一支白花放在死者身邊，鞠躬默哀。然后，像“對活人做手術”一樣，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