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讀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1936—，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漢學家) 《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張岱指摘明朝廷以八股文“鏤刻學究之肝腸，消磨豪杰之志氣”，稍有不合格式之處都不行，就算是大學者，“滿腹才華，滿腹學問，滿腹書史，皆無所用之”；除非“心不得不細，氣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其結果是貽禍天下，能通過科考的人，“非日暮窮途，奄奄待盡之輩，則書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
讀著讀著，不知怎么就聯(lián)想起我身處的“攝影界”來了，特別是因襲多年的評比、遴選機制。這套機制與早已廢除的科舉制度之間竟然有那么幾分神似。每一次遇見那些熱衷于談論并參加各類評比的朋友，當他們神神秘秘、謙卑地打探評委偏好，揣摩想像中擁有共同價值觀的評委們的心思，精心準備呈送那些可能會得到青睞的作品，甚至委托中間人找關系、遞句話時，總覺有些話要說，但一直不知該說什么，怎么說。
目前通行，甚至是左右攝影評價標準的攝影評選、比賽機制，到底是如何確立的？這一機制對千軍萬馬、擠在這根獨木橋上的攝影人，到底會產生什么影響？受制于這套評選機制的“中國攝影”真能走向繁榮，進而產生所謂的“大師”嗎？
一句話，比賽心態(tài)能賽出特立獨行，擁有獨立思想、甚至獨立人格的攝影家嗎？建立在競爭、比拼，并需要揣摩、順應規(guī)則與心態(tài)的行當，真的會迎來“大豐收”嗎？眾多攝影人思之慕之的攝影比賽、景仰有加的評委老師們，真的能載起他們的夢想與托付嗎？如果這一機制下盛產“心不得不細，氣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之輩，那真到了該好好反思的時候了。
說來氣短。很多時候，臨時拼湊起來的“評委會”，多為趣味相近、又需在業(yè)界相互照應的同好，以“朋友們聚聚”的名義集合起來，吃頓飯，拿點評委費收場。有評委直到走進評比現(xiàn)場，還不知道今天所評為何物。但，這樣的場合大家自是其樂融融，舊雨新知，噓長問短，把酒言歡，真正坐下來討論比賽主題、規(guī)則，分析來稿情況，甚至看照片的時間已經很短了。更為糟糕的是，你精心準備的照片甚至沒有進入這些評委的視野就已經被淘汰出局了，而干那事兒的人往往就是一位自認為對攝影很在行的“工作人員”—那主兒對自己的能力擁有十足的自信，依照自己的認知水平，在評委們到位前就已經挑選出那些“值得評比”的照片，體貼地“別浪費了評委們的寶貴時間”。而事實上，諸多有價值的照片在這位幕后人物的手中就夭折了。
此間，召集人的角色頗有意味。其一，此君為大家感激的對象，有好事，沒忘記老朋友：“你是個好人！”其二，這個“好人”，往往也會坦率直白，面對自己人，用不著繞彎子，評選開始前就把比賽組織者的意圖，包括必須保證的獎項、甚至主要獎項歸屬等等一一道出，總之，“好人”也樂得一言堂。
當然，“好人”也有說漏了的時候：請各位來，主要是想利用一下各位的機構名頭，還有各位大腕兒的聲望云云。這些純屬多余的話，往往會引來意想不到的高潮。為了求得短暫的心理平衡，而不僅僅被指為白吃白喝的“花瓶”，評委中的個別人總能順應大家的心思，適時挺身而出，充當起代言人角色，在適宜的時段，選擇一個無關痛癢的細枝末節(jié)，向召集人，也就是那位“好人”發(fā)表一點“不同看法”。吾愛吾友，可吾更愛真理呀！評選現(xiàn)場難得一現(xiàn)的喧嘩、熱鬧場面終于出現(xiàn)，大家就此展開熱烈爭辯。一旁不明就里的年輕工作人員為評選的民主氛圍深深感動了。無疑，這才是這出喜劇的高潮所在—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tǒng)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評比政治局面。
中國式攝影評比之情狀可見一斑。
奇怪的是，很多時候，就攝影比賽所展開的嚴肅討論，并不總是需要的，有時甚至會被刻意規(guī)避。用一句文縐縐的話來說，這大體可以歸并為評選操作的政治學之列：有些前提就是不容討論，有些規(guī)則就是不容置疑，有些話就是不能不聽，有些結果就是不容更改，有些事情就要晦暗不明，有些評委就是不容串通一氣，有些人情世故就是不能不講。下次出局的那一位評委，好聽點說叫“書生氣太足”，不好聽點說叫“不懂事理”。有人長期兼任“職業(yè)評委”，而有些人卻曇花一現(xiàn)，個中三昧，不是每個人都能參透的。
眼界所及，目前還沒有對1949年以后的攝影評比進行專門研究的著作問世。有關中國特色評選制度的生發(fā)、形成、定型、影響，運行機制，評委、參與者構成，及其與不同歷史時期政治、商業(yè)，乃至文化、道德，甚至世俗人情之關系的論述，還較為鮮見。近二十年來，隨著西方攝影評選形式的移植，先前已經固化的“中國式評選”，又是如何與之碰撞、迎合，及至妥協(xié)的，并且生出了什么樣結果，諸如此類的問題，當進入研究視野。更加細化下去，對同類比賽的歷史現(xiàn)狀分析，參評作品，人員的分析，評選結果對于攝影行為的影響等等，這些還都沒有納入評選—這是需要具有專業(yè)水平才能操作的專門領域。
一言以蔽之，說評委是一群“烏合之眾”，這樣的話可能會遭致許多人不滿。那些有影響、有擔當的德義之士，保不準會憤憤然訴說自己絕不是同流合污之輩；其間偷著樂有利益糾葛的操盤手，更可能會率先舉起“公正”的旗幟，站出來撻伐。但，看過多少評比無端地成為評委們之間的意氣之爭，曲折地顯擺個人才藝、為自己的江湖地位謀篇布局，或懷揣個人小九九，帶著任務而來，為自己的哥們兄弟爭名奪利，而全然不顧絕大多數參評人的利益，置基本的公正而不顧時，這種場合，那些正襟危坐的評委大人團隊，不是烏合之眾，又是什么呢？管仲云“烏合之眾，初雖有歡，后必相吐，雖善不親也”。古之烏合之眾，初還有歡，有善，今人恐怕連這兩點都免了，剩下的大體也只有“相吐”、“不親”了。
此等怪現(xiàn)象充斥其間，并不是否認那些嚴肅、負責任的評比存在。評委們嚴肅認真、不計名利，大家嚴肅地討論與評選主題相關的問題，這樣的比賽也并不鮮見。沒有統(tǒng)計數據，或者根本就不可能統(tǒng)計出這其間的比例來，做對比分析。
不過，細細思量，評委們還是有著共同的價值選擇，受制于多年形成的共識。這已經成為“中國式攝影比賽”的應有之義。過往歲月的幽暗不明處，答案總是靜靜地佇立在那里。攝影比賽的浮華萬象背后，總有歷史的規(guī)定性，冥冥之中在起作用，在左右著“職業(yè)評委”們的行為，自然也映照出眾多參賽者的蒼涼來。
這一評選體制的標準，或歷史規(guī)定性，集中體現(xiàn)在1960年代初期的表述中。1961年12月出版的《中國攝影藝術選集（1959 - 1961）》，對“新中國攝影藝術風格的主要特點”做了如下表述，編者聲言，這一切都是“根據國內外輿論的反映”得來的：
“蘊含著很深的思想內容”，具有“明確的主題和目的性”，作品“充滿著生活氣息，洋溢著時代精神”，“除了給欣賞者美的滿足，還給人們很好的教育”。中國的攝影家善于“用細致的藝術手法，嚴謹、浪漫的構圖，把振奮人心的場面鮮明地表達在畫面上，使人看到就產生一股熱力，向往著更美好的未來”。依照這一標準拍攝出來的照片，才能“配得上我們國家和我們國家國際聲望日益增長的形勢”，“才能無愧于黨和人民的重托”。
但，影像的“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作風”、“民族風格”的最終確立，不只關涉內容，同樣也關注形式。早在1949年，吳印咸在談及“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時，就提出了幾十年來中國大陸攝影界奉為圭臬的攝影構圖的金科玉律，確定攝影作品在“形式上應包括”：“主體物、陪襯物、畫面均衡、地平線、視點、空間與物體的配合、畫面的色調與明暗的分配、畫面的劃分與聯(lián)系、陰影與構圖、攝影機的角度與構圖�！�
這成為解讀圖片的標準話語，及判斷作品“好”與“壞”的重要依據。幾十年的攝影評比，無論形式如何變化，似乎都是萬變不離其宗。
這樣一種標準主導了幾十年，直至今天依然影響深刻。一代代影像話語主導者和生產者，當然包括那些說一不二的評委，共同打造了那些洋溢著完美、高大等獨特精神氣質與構成形式的照片，被西方圖像研究者戲稱為“老共照片”（old communist picture）。
只是，在今天，在這一標準逐漸喪失主導地位以后，眾聲喧嘩的場面便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了。不過，變了的是花色品種，不變的卻依然是評比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