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大門在微信上發(fā)了一組當時在香港銅鑼灣用手機拍的照片。下面附上一句“森山來到銅鑼灣，嘎嘎嘎?！边@是調(diào)侃的一句話，調(diào)侃的是森山大道不也就是如此嗎？緊接著，今天中午又發(fā)了一組，附加的話是，“還玩森山，有意思嗎？”
森山這些年來已經(jīng)成為一個偶像，被俗眾膜拜奉為“大師”，并紛紛模仿。這讓我想起前年在某攝影節(jié)上碰到的一幕。參觀一個展廳時，一位朋友很有一番推薦的意思向我介紹和他一起參展的一位朋友的影像，介紹說，“這是我們那里的一個大學教授，一直學習森山大道的影像風格，拍得很棒?！鳖H有一種像了森山就很成功的意味。接著他問我對他們這個小群體各位攝影的看法。我說你們很多都不錯，拍出了自己對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感受，很有地域特點。但這里最不好的就是你十分推崇的這位學習森山大道的作品，因為我看不到有什么他自己對生活的感受，只看到他蹩腳地模仿。我指著一幅非常像森山的作品說，你看森山最著名的一幅作品是一只流浪的野狗陰影，結(jié)果他幾乎也一模一樣地拍了一張，那么這是森山的呢，還是這位朋友他自己的呢？
關(guān)于森山，我們許多朋友只是盲目地崇拜，對他的作品也只是認為他出名了，就一切都合理了。這是咱們國人這些年的毛病，其實一點也不新鮮，就是庸俗大眾的認知方式，對任何事物不去思考它成功的原因，只是看它是否出名。有名就是合理的，這是典型的大眾思維方式。任何有名的事物事件和人物，都有他非常具體的出名原因，而且是有條件的，是時間和場域決定的具體結(jié)果。如果離開了這些條件去認知并接受，是最不可取的。森山大道為什么成功？那是因為在上世紀存在過一個視覺革命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中（從斯特格里茲開始到七十年代末），攝影家們對于前輩一直是處于革命的狀態(tài)，總是希望照相機的鏡頭越來越自由，突破唯美時代制造的那些視覺教養(yǎng)禁忌，從對生活不羈的觀看中，張揚人性與推進攝影美學特征的完善。這期間，一系列的人物制造了這條軌跡。他們是法國的那些街拍風格的攝影師（如布列松、維力羅尼等），之后羅伯特-弗蘭克等。森山是在他們之后，以更為大膽和隨意的鏡頭感達到高峰，也因此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特征鮮明的日本攝影風格之路。
除開森山對日本戰(zhàn)后的社會觀察外，這種風格咱們調(diào)侃地說叫“亂拍”。亂拍，還和物質(zhì)條件有關(guān)，那時森山他們可以隨意地使用大量的膠卷了。而當時的中國攝影師們，使用膠卷基本上可以說叫捉襟見肘，膠卷還是個寶貴的東東。這里講個故事，一次我和曾經(jīng)是解放軍畫報主編的劉鐵生在三峽的一個旅游點逛街，忽然見到一個小攤在賣文革中的解放軍畫報。鐵生指著一本說，這期都是我的作品。我翻開一看，果然大半本都是他拍的“西藏絨布冰川”。我當時忽然想起一個問題問他，你這么一個選題當時畫報社給你多少膠卷完成。他說，一個反轉(zhuǎn)、五個彩負，黑白管夠。我當時第一個反應就是，難怪擺拍。沒辦法啊，那么老遠，你去完不成任務怎么交差，當然得規(guī)規(guī)矩矩地擺拍了。他對我的說法深以為然，說就是那樣。因為這些原因，中國的影像風格長期拘謹呆板，甚至影響后人，成為一種集體性的視覺教養(yǎng)。再有一個故事，就是文革中，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的造反派批判石少華，罪狀之一就是說他陪著一個法國來的攝影師逛頤和園，那位攝影師舉著照相機隨意拍個沒完，工作人員向石少華反映說，也沒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有膠卷亂拍。石少華怕出問題告誡說，那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攝影家，拍得一定是有道理的，我們要虛心。結(jié)果這成了他的罪狀。這個故事也反映出中國攝影家在材料上的拮據(jù)，一定會對攝影方式和風格的認知產(chǎn)生影響。
森山顯然沒有這些顧慮，所以我們看他的攝影充滿了隨意拍的感覺，也因此這種拍法讓他大獲成功。他對后來的日本攝影影響很深，現(xiàn)在我們看荒木經(jīng)惟的影像，就能看到這種影響。 現(xiàn)在數(shù)碼攝影了，拍照在一定程度上說沒什么成本了。中國的影像在一些年輕人手中自由了起來。許多號稱“私攝影”的，就是以這種隨意拍（隨便拍）作為他的攝影之道的。于是，視覺的自由革命也就在數(shù)碼攝影的條件下完成了。所以大門說，“還玩森山，有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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