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從殖民文化到文人情趣：中國本土照相館
1870年代，香港已有十多家中國人開設的照相館，除了最有名的賴阿芳(Lai Afong)的照相館外，還有繽綸(Pun Lun)、宜昌(Yee Cheong)、以及當時尚以英文"Si Tai"署名的梁時泰照相館等。這些照相館與外國同行毗鄰，皆集中在皇后大馬路，顧客亦多是外僑和來往的各國水手，攝影師多是廣東人。留下的CDV照片也亦外國人物居多。 毫無疑問,早期開照相館的中國人，皆是從外國攝影師那里學到攝影技藝。但是，以阿芳照相館為代表的部分中國人開設的照相館，在1870-1890年代不僅已經(jīng)可以達到外國照相館的技術水平，也能拍攝與外國照相館風格無異的照片;而梁時泰則把中國人的審美情趣，還有攝影活動文人化融入到照相館的照片中。
皮埃爾·約瑟夫·羅西耶，廣州將軍，1859年，蛋白立體照片
根據(jù)阿芳在西文報刊上刊登的廣告來看，他的本名是"華芳"，從廣東一代移民至香港。據(jù)香港的黎健強先生考證："賴"很是"黎"的粵語發(fā)音，1890年,香港的一份英文報紙刊登了阿芳去世的消息，他死于中風，終年51歲;他的照相館最早開在皇后大馬路54號，1872年搬至云咸街， 1878年搬回皇后大馬路，1885年搬至雪廠里，1922年遷至德忌笠街1號(即現(xiàn)在的德己立街)。阿芳曾為第七任香港總督肯尼迪(H.E.Sir Arthur Kennedy)拍照，1872年，還曾拍攝過來訪香港的俄羅斯王子阿里科謝(Alexis)。阿芳照相館的CDV背面鈐印的兩枚綬帶與徽章分別就來自兩次拍攝經(jīng)歷�！吨袊鴶z影史》中記載阿芳在1859年即已開設了照相館，泰瑞·貝內特在《中國攝影史：1842-1860》中談及曾在西文廣告中找到吻合的描述，但現(xiàn)存的由阿芳照相館拍攝的照片都是1870年代的作品。
由于中國人開設的照相館水平不一，外國同行給出的評價也截然不同。約翰·湯姆森談到阿芳時，稱贊他 "品味高雅 ";而對于另外一些由中國人開設的照相館，湯姆森則虛構出了一位"阿紅"(A-Hung)，譏誚他為顧客涂抹過多的粉，為迷信而必須保證雙耳齊全、只拍攝死板的正面姿勢 。然而以今天的眼光回看，阿芳所拍攝的精美的香港、廣州景物和人像與外國同行無異，讓人感覺不到中國攝影師的獨特之處，倒是那些被外國人譏笑為蹩腳同行們拍攝的照片，倒是保存下中國人對攝影的成見和中國人的照相館最初的特色。
梁時泰也是一名廣東攝影師，1870年代還在香港經(jīng)營照相館，但1876年上�！渡陥蟆返膹V告，證明他已經(jīng)移居上海，還有1870年代的天津租界地圖上也有他的照相館。在天津時，梁時泰把英文名"Si Tai"改為更加符合英文發(fā)音的"See Tay"，并設計了幾種中西合璧的簽名，仿照中國印章的四方外型，反寫在玻璃底片上。1885年，醇親王于天津檢閱海防時，特邀他和德租界內的來克興照相館為其拍照，《清稗類鈔》中留有"孝欽后以兩萬金攝影"的記載 ;美國卸任總統(tǒng)格蘭特訪華時，與李鴻章的合影也是梁時泰拍攝的。梁時泰借這次機會還拍攝了一些李鴻章的單人像，并對很多照片進行了精心地手工上色，頗受中國民間畫和文人畫的影響。
上海寶記照相館，1900年代，銀鹽紙基
在天津為亦譞拍照后，梁時泰還進京在醇王府內拍攝了奕譞與福晉以及恭親王奕訢的合影，亦譞還在光緒十三年間于妙高峰拍攝的照片旁做了一些墨筆題跋，并加蓋自己的鈐印。這些事實表明，在1904～1905年勛齡為慈禧等人拍照之前，攝影已經(jīng)由香港傳入廣東、上海、天津，并進入了北方的文人士大夫階層，照相館的活動也從拍攝地方官、商賈過渡到了拍攝皇族以及優(yōu)伶，無論是照相館的背景設置或是道具與人物姿態(tài)的選擇，開始顯現(xiàn)出越來越濃的中國的攝影審美意情趣。
三、市民的上海：從耀華到王開
早期在上海經(jīng)營照相館的中國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