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蝶來招賢館,阮玲玉,1930年代,銀鹽紙基
在精心布置的環(huán)境中,人們整頓精神、端正衣冠,一張照相館肖像照,展示著一個時期的時裝潮流、社會風尚以及人的氣度面貌。早期中國的照相館拍攝下的照片,不管拍攝的目的是娛樂、消遣,或是為紀念,還是新聞紀實,皆生動地記錄下中國人的民生熱點、精神面貌和社會生活。
由于科學技術(shù)、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的眾多因素,從攝影術(shù)傳入中國(1840年代)到二十世紀中葉,中國歷史上很多重要的影像資料都出自照相館,這些照片不僅記錄著中國近代史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也承載著中國攝影藝術(shù)發(fā)展最重要的脈絡。可以說,收藏中國的照相館拍攝的照片,也就是收藏中國的影像歷史,收藏中國的攝影史。
一、外來的和尚:中國首批照相館
有記錄可考的中國第一批照相館皆落足于香港。它們的共同特點是由外國攝影師經(jīng)營,開業(yè)時間短、業(yè)務不穩(wěn)定,顧客主要是來往于香港與廣州的商人、外交人員、外國政府特派員、傳教士以及士兵。照相館拍攝的照片主要有兩類:
(1)外籍人士的留影。
(2)作為旅行紀念品銷售的廣州、香港等地的風俗與景觀照片。

香港賴阿芳照相館,軍官像,1870年代,蛋白CDV
中國的首家照相館由美國人喬治·韋斯特(George R.West)在1844~1845年間創(chuàng)辦于香港。韋斯特是隨外交代表團來華的官方畫匠,他在中國居住了六年之久,開設了一家達蓋爾攝影法照相館拍照為生,"單人小照價格3美金。合影照片每人額外多交2美金。" 雖然沒有照片留下,這則文字廣告是印證中國首個照相館存在的證據(jù)。
1845至1870年,在香港做廣告的攝影師有十多位,他們之中有很多是流動性很大的攝影師,比如歐美公司派到中國拍照的攝影師,由于當時在粵港澳等地經(jīng)營照相館還不足以成為糊口的正業(yè),與其說是經(jīng)營"照相館"(gallery),還不如說是開設一家私人的"工作室"(studio)或者"攝影室"(photographic room),很多人只是在酒店中租一間房,為當?shù)氐膫鹘淌、海關(guān)人員、水手等拍照,做一些短期的、兼職的生意,其中包括倫敦耐格里提·薩布拉(Negretti &Zambra)公司派往中國拍攝立體照片的攝影師皮埃爾·羅西耶(Pierre Rossier)。還有很多照相館留有名稱,卻沒有其它信息和照片流傳于世,比如E.A.Wiebeking, M.Baptista, E.Brown,G.E.Petter, S.W.Halsey, J.J.A.Silveira,William Pryor Floyd,Emil Rusfeldt等。
這個階段外國照相館拍攝留存下來照片多出自兩家,一家為米勒(Milton Miller)所效力的香港"威德與霍華德"照相館(Weed &Howard),另一家為上海的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開辦的照相館。前者由美國攝影師韋德(Charles Weed)與霍華德(Howard,名不詳)于1860年在香港開辦,并于1861年在廣州、上海開設了分號。彌爾頓·米勒在1861年從美國來華加盟了這家照相館,在1861年至1863年間在香港和廣州的兩個分部都拍攝了很多精美的人像。桑德斯的照相館則從1864年一直經(jīng)營到1885年,除了影室人像,還在戶外設置場景,拍攝了很多圖解中國文化和生活的照片,耳熟能詳?shù)挠?打獵歸來"、"處決中國犯人"等等。有意思的是,這兩家照相館的中國人像在風格上對比非常鮮明,桑德斯所拍攝的乞丐、官人、小腳女人、抽鴉片的人等等呈現(xiàn)了"類型化"和概念化的"中國人",主要迎合著西方人的好奇審美,并影響著西方人對東方人的印象;但是米勒卻能具體拍出每個被攝者的神韻甚至性情,走出了十九世紀殖民意識形態(tài)攝影的局限。

西安大芳照相館,邵力子先生肖像,1930年代,銀鹽紙基
收藏這個時代的照片時,需要特別注意到,這一時期出自西方人開設照相館照片的真實作者,很多難以確認,而且還有使用翻拍底片制作的老照片。比如:米勒離開時,把底片賣給了豪爾西(S.W.Halsey),可能還買給了其它的照相館,同時米勒工作的韋德照相館所曬印的舊作也仍在市面上流通。因此,除了有他簽名的作品外,很多照片難以肯定出自他之手。還有,格林菲斯(Griffith)1875年前在上海桑德斯照相館擔任助手,1880年代又效力于中國攝影師賴阿芳,因此某些桑德斯和阿芳照相館照片的原作者也存在疑問。 約翰·湯姆森(John Thomson)在中國的主要競爭者是佛洛依德(W.P.Floyd),佛洛依德的照相館開在威靈頓臺和云咸街的轉(zhuǎn)角,1872年,羅斯菲爾德(Emil Rusfeldt)接手了他的影室,1875年,又轉(zhuǎn)給了埃維特(H.Everitt),因此,后三位攝影師的作品拍攝者也難以確定。 另外,比托(Felix Beato)雖然沒有開過照相館,但他拍攝的香港景物照片以及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時在天津、北京拍攝的照片在香港十分暢銷,因此也被香港其他照相館大量地翻拍和復制,流傳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