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拍電影，人物滿臺跑，要達到江青的要求就太難了。拍電影用光，攝影師要通過燈光來表現(xiàn)，我把江青的要求講給燈光師，要求他千方百計把江青的想法表現(xiàn)出來。他說，人物不動沒問題，人物滿場跑達不到。沒辦法，最后只能想了個辦法，決定只要人物停頓或亮相時，就嚴格按江青指示的想法去做。這樣《海港》這部戲拍完，雖然困難重重，但基本上達到了江青的要求。
《海港》現(xiàn)場拍攝，由導演謝晉和我兩個人操作執(zhí)行。在內(nèi)容上，導演把握“源于舞臺，高于舞臺”和“三突出”的原則，攝影造型任務由我掌握。
兩人盡心盡力，力求精益求精。當時，我和謝晉住一個房間里，除了睡覺之外，兩個人都在研究怎樣把《海港》這部戲拍好。每天到了拍攝現(xiàn)場，繼續(xù)研究探討，為拍好《海港》絞盡腦汁，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8月底收鏡，大家松了一口氣。到北影標準放映室看完成片時，聲光色都很標準，畫面明亮，色彩鮮艷，非常漂亮。我、傅超武、謝晉和工軍宣隊領導都很滿意，并為自己的成績熱烈鼓掌。我們信心十足地送給江青審看，還等待她的表揚呢！
江青已是中央領導，很長時間都沒有回音。傅超武、謝晉都已回上海等好消息了。
過了很久，工軍宣隊領導狄福才突然回北影對我說：“《海港》江青審查沒有通過，狠狠批了你，說把李麗芳的臉拍長了，像個鬼，影調(diào)又黑又暗，灰蒙蒙的，拍得一塌糊涂。江青決定重拍。”
這一消息給了我、傅超武和謝晉當頭一棒，被打蒙了。
我問狄福才：“在什么地方審查的？”
狄福才說，在廣州珠影放映室審看的，那個放映室在“文化大革命”中好多年沒有放電影了，銀幕上蒙了厚厚的一層灰塵。而且，僅擦了擦放映室里邊的玻璃，外邊也蒙了一層土，沒有擦。放映員說，臨時突然把他找來，根本來不及擦，當時放映的效果又黑又暗，和在北影看時的效果完全不一樣。江青一邊看，一邊大發(fā)脾氣。
我說：“你不能解釋嗎？”
狄福才說：“她當時那么惱怒，誰敢說話？你去解釋吧！”
“等她不生氣時可以解釋嘛。請江青到好的標準放映室再審看一次，不就解決了？”
狄福才也生氣地說：“你去等她什么時候不生氣吧，你去請江青到好的標準放映室再審一遍吧。”
我又說：“江青如果能到好的標準放映室審一遍，問題解決了，免得再重拍�！�
狄福才說：“她要重拍就重拍嘛，誰能管得了�！�
就這樣，《海港》又重組班子重拍了。
從那時起，江青再也不理我了，也不再交給我任務，接見時也沒有我了。總而言之，我不再屬于她直接管了。江青過去說《早春二月》拍得好，《紅色娘子軍》也拍得不錯，像我這樣的攝影師比培養(yǎng)一名飛行員還要難，這些話她再也不說了。在江青那兒，真是成也李文化，敗也李文化。
我心里有些失落，太突兀了，太冤枉了。這次審看《海港》，因放映條件太差，使影調(diào)又黑又暗，并不是自己的水平突然降低了。另外，演員李麗芳的臉拍長的問題，是因為她本人的臉長得就那么長，再好的攝影師也不可能把她的長臉拍成短臉。目前的攝影技術、設備，還沒有這方面的“功能”，能把人臉從長拍短。把李麗芳的臉壓短合適了，可別人的臉都壓成短臉了，整個畫面都變了，更不行。攝影不像繪畫，畫家可以隨意把人物的臉畫長或畫短，而攝影只能真實地記錄現(xiàn)實。
可這些既不能說，又不能解釋，更不能請她在好的放映室再審看一遍�！逗８邸方K于另組班子重拍了。我們拍的那一版海港被打入冷宮，再也沒有與觀眾見面的機會。此事的不白之苦，我只能自己默默承受。
經(jīng)歷了很長一陣的壓抑，在內(nèi)心深處，我忽然覺得自己其實得到了解脫，松開了翅膀。我還是一名攝影師，此后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想法進行電影創(chuàng)作了。想到這兒，我慢慢地振作起來，調(diào)整精神，投入到故事片的電影創(chuàng)作中去。
樣板戲帶有強烈的時代烙印，我們不能無視這些，正如華裔導演袁欣婷說的那樣：“廣大百姓是真的喜歡的，他們對樣板戲電影那樣熱情、興奮，他們投入其中，可以暫時忘卻舞臺以外的現(xiàn)實�！�
到此為止，我的故事片攝影生涯算是畫上了一個句號。在以后的歲月，我將以一個電影導演的身份立足于事業(yè)舞臺。在擔任故事片攝影師的十二年中，我拍攝了獲得葡萄牙第12屆菲格拉達福茲國際電影節(jié)評委獎的《早春二月》，拍攝了家喻戶曉、紅極一時的革命樣板戲《紅色娘子軍》、《海港》、《草原兒女》和《百花爭艷》，見證了“文革”中特殊人物的命運浮沉，并以重要角色的身份參與并記錄了創(chuàng)作并拍攝樣板戲電影的歷史過程。
十二年的風風雨雨，從二十多歲的青年到四十歲的中年，我收獲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