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外一些社會科學術語的引入，我們國內近年來也常見把“超”字放在一個術語前面的用法，以建立自己的學說。這幾年中，我見到過兩本書，書名里都有一個“超”字。一本是藏策先生的《超隱喻與話語流變》（2006），另一本是董小英女士的《超語言學——敘事學的學理及理論的原理》（2008）。我在仔細閱讀了兩位作者各自對于使用“超”字所做解釋的文字之后，認為一種可用，另一種則給人概念使用混亂的印象。 令人費解的“超語言學”
——從兩本書“超”字的使用談起
作者 張智庭 《 中華讀書報 》（ 2011年11月02日 10 版） 隨著國外一些社會科學術語的引入，我們國內近年來也常見把“超”字放在一個術語前面的用法，以建立自己的學說。這幾年中，我見到過兩本書，書名里都有一個“超”字。一本是藏策先生的《超隱喻與話語流變》（2006），另一本是董小英女士的《超語言學——敘事學的學理及理論的原理》（2008）。我在仔細閱讀了兩位作者各自對于使用“超”字所做解釋的文字之后，認為一種可用，另一種則給人概念使用混亂的印象。
先看藏策先生的“超隱喻”之說。他在書中專門有一篇《關于“隱喻”與“超隱喻”的一點解釋》的短文，談了兩個概念之間的關系和他采用“超隱喻”這一說法的根據(jù)。他說：“超隱喻，是‘超級’隱喻或‘過分’隱喻的意思，而決不是‘超出’隱喻或‘超越’隱喻的意思?！蔽业睦斫馐?，他的“超隱喻”還屬于隱喻，只是強度更大一些。他對該詞做了舉例說明，比如在“君臣如父子”這樣的比喻中，“皇帝當學生的時候也是‘父’，甚至是一個小兒的時候，還是父……把皇帝說成‘龍’，說成‘天子’，也都是一種比喻的說法，但也都當了真，這也是被‘過分’（超）地隱喻了”。他又舉了魯迅采用諷喻（反隱喻）的手法對于故鄉(xiāng)魯鎮(zhèn)的過分的贊譽，藏策認為這是“所謂的‘故鄉(xiāng)’的‘超隱喻’”。他說，這種“超隱喻”產生的根源則是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它“攜帶著專制制度意識形態(tài)”，“其構成不容置疑不可追問”，并說這種超隱喻“是極其有害的，是需要徹底批判的”。這本書前面有趙毅衡先生為其寫的一篇短《序》，言簡意賅地用一句話點破了“超隱喻”的實質和判斷依據(jù)：“如果隱藏的原因是‘天理人倫’之類，一個隱喻就變成‘超隱喻’”，并且“超隱喻是不能點穿，不能‘說白’的”。藏策在這本書中，收入了多篇他采用“超隱喻”理論分析古今中國文化現(xiàn)象的文章，讀后讓人覺得頗具說服力。 藏策說，他采用“超隱喻”這一說法，是受到了一些國外學者的理論和西方符號學中有“過分符號化”之說的啟發(fā)而產生的。我不知道他是在哪位西方學者那里了解到這一表述的。我在我翻譯過的法國學者羅蘭·巴爾特的多部著述中查了查，沒有找到這一表達方式，但卻找到了不少類似于“過分隱喻”的說法，單就《文藝批評文集》一書中就有如下的表述：“過分寬泛和走樣的應用”（《序》）、“超-準確性”、“每當符號過分帶有意指或意指過分匱乏時，符號就生病了”、“過分的不恰當”、“它有點像是一種超-言語（sur-parole），真實對于它從來僅僅是一種借口”、“我們的社會總是賦予充實符號一種過分的特權”等。不難看出，這種“超越”實際的觀念即“過分”的觀念，在西方世界文化中同樣存在著，也許與我們有著程度上的不同，這需要去做研究。藏策的成功之處，就在于他結合中國的漢語文化實際和意識形態(tài)表現(xiàn)例證將這種觀念做了恰當概括和提升。所以，在我看來，“超”字在藏策先生的理論中不是多余的，是用得很好的。 相反，董小英女士在她的《超語言學——敘事學的學理及理論的原理》一書中對于“超”字的使用，則引出我多個疑點，我想指出與之。 作者這本40多萬字的著述正文前有兩個《前言》和一個《引言》，其中心意思是說作者堅持用三個標準來要求自己，“第一原創(chuàng)性，第二科學性，第三文學性”；作者為自己確定的研究對象就是“直接面對文本”，其目標就是“堅持建立體系的理論志向”。為此，作者在《引言》中說她從巴赫金那里借用了“超語言學”概念，她“把‘超語言學’的概念做了簡單的比較，并將有關語言的知識分類并形成系統(tǒng)”。緊接著，作者解釋了從希臘語Μετα演變而來的meta這個前綴的含義。我記得，我最初看到這本書時，曾對書名中“超語言學”提法琢磨了好久，以為語言學領域又出現(xiàn)了什么新學科，可是當我注意到封面右下方有“Metaliguistics——Principe of Narratology and Understanding”的英文譯名的時候，我明白了：哦，原來就是“元語言學”啊。這個詞在現(xiàn)有翻譯成漢語的語言學詞典中，雖然最后大多也有“超語言學”的釋義，但在我鮮為使用，所以未能很快聯(lián)想到?？墒牵斘医又x下去的時候，卻發(fā)現(xiàn)了不該出現(xiàn)的問題。作者說：“我所使用的meta的語義，從‘在……之后’和‘超越’兩個方面都可以說明：如果說‘在語言學之后’的研究的科目，那就包括邏輯學和修辭學，包括敘事學和闡述學。如果說‘元語言學’是研究語言之所以成為語言的本源性質，語言符號的符號則沒有超出語言學的范圍”，“所有這些超出單純的語法研究之外的語言研究，就是超語言學的研究范疇”。這本書的封底文字說得更明確：“‘元語言學’作為研究語言基本理論的學科，還在語言學研究的范圍之內，而‘超語言學’，則超出了語言學研究的范圍?！蔽也徽f她在“超語言學的研究范圍”方面有什么不妥，而是說她把“超語言學”與“元語言學”做這種對立介紹是錯誤的，因為它們原本就屬于同一個外文詞，是同一個概念。試問：如果“超語言學”的英文單詞是“meta-linguistics”，那么，有哪一個英文單詞對應于“元語言學”呢？我們知道，從歷史上講，“元語言學”這個術語出現(xiàn)在19世紀，它“是由維也納邏輯學派（卡普）而特別是由波蘭學派引入的，他們都感覺需要清晰地‘區(qū)分我們所談論的語言和我們所說的語言’（塔爾斯基[Tarski]）。于是，這個概念便被創(chuàng)立了，隨后被葉姆斯列夫在符號學上和被哈里斯在語言學上所采用。語素méta用來區(qū)分兩種語言層次，即對象-言語活動的層次和元言語活動的層次”，并且自然語言中有“多種元語言學表達方式的存在”（格雷瑪斯和庫爾泰斯合著《符號學，言語活動理論的系統(tǒng)思考詞典》，法文版，P.224）；不難看出，董小英女士對于“元語言學”的上述確定，顯然是在“元語言學”與“普通語言學”（盡管它也是一種元語言）兩個概念之間劃了等號，而這與元語言在自然語言中具有多種表達方式是矛盾的。恕我直言，我有時猜想，董小英女士在這里是否把“元”字作漢語中“初始”、“居首”之義去理解了?？傊奶岱ㄗ屓艘活^霧水。概念不清，是立論之大忌。 在董小英女士的這三篇文字中，可以舉出多處讓我們把握不準的概念和提法。我們再舉“所有這些超出單純的語法研究之外的語言研究”這句話，它給人以語言學只研究語法的錯誤判斷，如果是這樣，那么音位學、語音學、語義學等又該屬于什么學科的研究范圍呢？還有，作者對于某些概念的外延或相互關系不是很清楚。比如，作者根據(jù)“原創(chuàng)性”的原則而選擇了她認為可包括多種學科在內的超語言學（meta-linguistics），并明確指出，“原創(chuàng)性指的是理論原創(chuàng)和表述原創(chuàng)”，這就是說，作者自認為她的研究方法就是原創(chuàng)。但是，我們上面說過，自然語言中原本就有多種元語言（即“超語言”）的存在方式，自然語言只是一種載體。沈家煊翻譯的《現(xiàn)代語言學詞典》（商務印書館，2000）在“meta-linguage(meta-linguistics)”詞條下也有這樣的解釋：“這個術語在語言學還有一個較專門的涵義，有些語言學家，特別是本世紀50年代，用來指語言體系與相關文化中其他行為之間的總體關系。按照這一觀點，只有這種總體關系才能對語言形式的意義做出完整的說明?！笨梢?，在距今50多年的時候，就有學者用“meta-linguistics”一詞來包括多種學科了。這樣，董小英女士把自己的研究納入“超語言學”（元語言學），也就算不上是“原創(chuàng)”。 還有，記得幾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曾就圖象分析理論組織過一次小型座談會，會上，董小英女士在發(fā)言中說“敘述學不是符號學”，使當時在場的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大為吃驚。她在這本書的《引言》中繼續(xù)重復了這一觀點：“在人們的認識已經進入到敘事學的層次，單獨的符號學、語義學已經不能更準確地解釋許多現(xiàn)象了。”這顯然是說，敘事學是個范圍更寬、包羅更廣的學科，從層級關系上講，敘事學是個“上位詞”，符號學和語義學則成了“下位詞”，一個上位詞自然不能屬于下位詞。其實，恰恰相反，敘事學從一開始就是符號學研究的核心，是符號學研究最富有成果的分支。董小英女士在書中也承認敘事學是保加利亞裔法國符號學家托多羅夫首先提出的，怎么能想象，由一位著名符號學家提出的學科分支，竟然與他傾心研究的學科毫無關系呢？即便是董小英女士參照的巴赫金，在現(xiàn)時的法文詞典中和“谷歌”外文網上也已把他列入對于“對話理論”和“互文性理論”研究做出卓越貢獻的符號學家了。 最后，我想順便指出與上述情況并非有直接關系的一點，那就是董小英女士對于享有世界聲譽的法國著名哲學家德里達建立的“解構論”給予了出言不遜的指責：說什么“那些宣稱沒有真理的‘理論’，如解構，已經自我判定為非科學或偽科學了”；“直到有一天，我認定‘解構’不過是只會亂叫的驢子，就輕松地吃掉了它”。德里達是在“結構主義”走向有點極端的時刻提出“解構”的，它是一種哲學思想和一種“糾偏”的實踐活動，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結構”與“解構”是一種互補的關系，而且用“解構”方法分析文學作品，也是有一定成果的。我們可以不贊成他的學說，可以反駁他的觀點，但不要損害他的人格。作為學者，應該尊重別人的研究思想和勞動成果，這是起碼的學者風范和行為準則。 一個“超”字的使用，引出我這么多的話。我對于董小英女士在其著作中使用的某些概念談出的看法，僅供她參考，不當之處，還請海涵與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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