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中國其實是個散文的國度。當然，詩人也許會說是詩的國度，也不錯。在古人那里，詩與散文還沒那么割裂，雖然依了雅各布森說，詩是隱喻的藝術，散文是轉(zhuǎn)喻的藝術，但由于古漢語自身繞梁三日的余韻，兩者的界限也就沒那么分明，尤其是寫到了所謂“境”的那種境界時。但到了白話文以后，卻是散文一枝獨秀了，真的是散文的國度了。20世紀中國文學里，成就最高的就數(shù)散文了，魯迅在談及新文學成就時就說過這個話，他認為散文成就最高的當數(shù)周作人，而他自己是可以排到第四的。

散文之所以成就高，我以為最大的原因乃是因為白話散文與古典散文并不隔。先是文體不隔，從“魏晉風度”到“明清小品”，直至周氏兄弟等現(xiàn)代作家的文章，內(nèi)容、風格方面固然變化很大，但文體卻基本上是一以貫之的。不像小說，古典小說與現(xiàn)代小說（novel）雖說近似，但畢竟不同。西方漢學家為了區(qū)別這兩種敘述文體，還特意給中國的古典章回小說起了個名字叫“奇書體”。從“奇書體”改到“小說”（novel）上來，再怎么相通也會有隔的地方。也不像詩歌，從文言的格律詩到白話的自由詩，可以說是在文體變化最大的了，已經(jīng)不是隔的問題，而是兩套路數(shù)的問題了。散文在文體上的穩(wěn)定性還得益于中西散文在文體上的相似，當然這里說的不是“大散文”的概念，而是“小散文”，也就是所謂的小品文或曰美文。小品文與英國隨筆簡直如出一轍，中國的散文家從英國隨筆那里自可吸收滋補自身的養(yǎng)料，這比小說家和詩人要方便得多，且更了無痕跡，更渾然天成。中國現(xiàn)代散文的這兩大話語資源，也就奠定了現(xiàn)代散文這一文體的“基因”，即古典散文與英國隨筆的合流。散文家自可偏東方一些，如周氏兄弟，也可偏西方一些，如錢鍾書，如梁遇春。

再看話語流變。從文言文過度到白話文，變化不可謂不大，但卻未傷筋骨，文言中許多的優(yōu)雅之處，仍能在白話散文中得以保存甚至發(fā)揚光大，周氏兄弟的寫作實績就證明了這一點。白話散文也自可偶用幾個單音了文言詞，讓太過平滑了的白話略帶點“澀”味，如運用得當，效果是毫不遜于文言文的。最成功的例子仍是周氏兄弟。英國隨筆給散文帶來的影響，自然也有與文言傳統(tǒng)相“隔”的地方，但卻“隔”得好，因為“隔”掉的恰恰是文言里的八股氣。英國隨筆有暗合公安竟陵派童心性靈之說的地方，最見不得那套“代圣人立言”的陳詞濫調(diào)，所以中國散文家從英國隨筆那里得到的最大好處，大概就是“隔”掉了文言文里的這些最“意諦牢結”的東西。白話散文一身獨得了中西兩大話語資源里的好處，還順便屏蔽了老祖宗世代相傳的糟粕——或者說光大了“言志”的傳統(tǒng)，屏蔽了“載道”的傳統(tǒng)，真可謂得天獨厚了。再加上那時的寫作者學貫中西思想獨立，不把散文寫到最高成就那才叫怪！

可就是這樣的得天獨厚的文體，在當代卻無可奈何地式微了，變得不倫不類，非驢非馬……在我看來，是文本的“基因衰變”使之然的?！盎蛩プ儭弊屔⑽陌l(fā)生了歧變，就像恐怖片里的那些“基因”突變了的怪物。前些年也沒少看散文界里關于這個話題的討論，論者多是些不通之人，大談什么散文要“追求真實”之類“反映論”的老調(diào)——基因出了毛病，卻從表皮上找原因，真是盲人瞎馬，三家村里的見識！一種文體的退化，必是文體深層的編碼出了問題，猶如物種的衰微，必是“基因”出現(xiàn)了“衰變”一樣。

二

散文是最難理論化的文體。小說的研究有敘述學、話語分析等等理論作后援，是可以詩學化的；詩就更不用說了，新批評、符號學，尤其是雅各布森的那套詩學理論，很精密了，拿來分析古詩都沒問題，那本有名的《唐詩的魅力》就是證明。而散文卻不同，俄國形式主義雖然也有本《散文理論》，可那是講“大散文”的，與我們討論的問題關系不大。

散文的研究能不能理論化呢？這個問題我思索很久了。散文不是小說，不能虛構，所以作者不必假托一個敘述者出來說話，自己本色出場就好了，而且越本色越好。孫犁談散文時說過一句最普通不過的話，卻觸到了散文的真理，那就是“不端架子”。竊以為此語可作為“散文詩學”的第一章。學會端架子不難，但要學會“不端架子”卻沒幾個人能做到。人為什么會端架子呢？用精神分析的話說叫“自我心理防衛(wèi)”，用榮格的話說叫“人格面具”。此乃與生俱來的潛意識心理，非大智慧大定力不能破解。綜觀整個中國文學史，能達此境界者，不過數(shù)人耳！一個平時談笑風生的人，一上臺都有可能結巴，一提筆，自然也就難免端架子了。所以寫小說能裝得，寫散文裝不得，越裝越不堪。散文的修辭方式很特別，我給起了個名字，叫“反修辭”。

散文是呈現(xiàn)“本心”的，所以必須是個人的，也就是說必須是“言志”的，而不能是“載道”的?！把灾尽迸c“載道”在古人那里其實也差不多，知堂卻把這兩個互補的概念闡釋成了水火不容的二元對立。這種“現(xiàn)代闡釋”未必能得“古仁人之心”，但卻真的給現(xiàn)代白話散文在理論上開了先河，功莫大焉！散文不重“故事”而重講述，講什么呢？自然可以談天說地，可以記人記事狀物抒情辯難說理，甚至可以扯些雞毛蒜皮……想講什么就講什么，但講來講去其實講的還是自己，講述本身呈現(xiàn)出來的乃是自家的性情。一切虛頭巴腦的“宏大敘事”都是散文的歧途，因為“宏大敘事”說的都是別人的話，不見本心，沒有性情，不僅不是“反修辭”，反而是“過度修辭”了。“修辭”一旦過度，就“偽”了，就不“正心誠意”了。

散文從文本上講，其實就是話語群的集合。小說的話語集合，是要“情節(jié)化”的，而散文不必。散文是很自由的文體，非但不必被條條框框所囿，相反地，打破各種條條框框才是散文的使命。散文既是話語群，從話語理論入手應該不難破解散文深層的秘密。而話語理論中，我又首選“俗套理論”，我個人認為：散文的詩學意義就是反俗套。我說的是“反俗套”而不是“陌生化”，因為陌生化了的東西未必一定就好，但反俗套的卻一定不壞，這一點尤其適用于散文。小說為了“陌生化”可以寫得很先鋒很另類，散文卻不行，散文不能端先鋒的“架子”，散文要用“日?！逼迫粘?，用平常心破庸常心。陌生化了的小說好比粵菜，除了烹制的精細外更靠著食材的生猛和非同尋常；散文則更像杭州菜，講究的是用家常的食材烹出超越家常的味道。散文的話語不能太平順，否則一目十行就過去了，全無味道。所以周氏兄弟以及廢名等人的語句多澀味，但耐讀。散文話語在反俗套上的另一秘籍是反諷，意思絕不能說白了，要正話反說，反話正說——俗套才是直白的，叫囂的?？上КF(xiàn)在的作家多已只懂諷刺不懂反諷了，不懂反諷的人，思想亦是粗陋的。

散文更是種半實用的文體，傳達實用的信息是散文的一個重要功能。不像詩，只凸顯能指，散文是能指與所指并重，更兼指涉對象的在場。古人寫《陳情表》不是寫著玩的，那相當于今天的“辭職報告”，周氏兄弟的文章也不單是供人鑒賞的，更可以“寸鐵殺人”。再有，散文畢竟是一種高雅的文體，故方言俚俗的寫作絕非散文之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