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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李子云女士是八十年代《上海文學》的主編，對推動中國當代文學有著巨大的貢獻。正如蔡翔所說，她是一位非常低調的人。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知道她，所以轉載這篇文章，作為對歷史的提示。八十年代風起云涌，無數有理想的人構筑了那道輝煌的風景。他們是不應被我們忘記的。

蔡翔：到死未消蘭氣息

　　一代人開始陸續(xù)上路，即使初夏的風，也會偶爾帶走一片樹葉。在樹葉飄落的地方，緩緩地長出一棵大樹，枝繁葉茂，那是一代人的大樹，每一片樹葉，都是一個偉大的名字。

　　我有幸和這一代人有過或多或少的接觸，并親聆教誨，他們是我的引路人，我的導師--吳強、王元化、茹志鵑、周介人、李子云......，這份名單可以開得很長。在他們生前，我可能并未殷勤地執(zhí)弟子禮，但我知道自己對他們懷有一種怎樣深沉而又復雜的感情。有了他們，一九八○年代的上海才會星光四射，我們圍繞這些燦爛的星辰，慢慢長大。

　　一九八二年初冬，有一點小雨。那時我還在上海一家工廠工作，因為向《上海文學》投了一篇稿，編輯部讓我去面談一次。我在濛濛細雨中，走過蘇州河，然后走進一座典雅的建筑，我沒有想到，后來會在那里度過二十年的歲月。在上海作家協(xié)會的三樓，我找到了《上海文學》編輯部，在朝北的一個房間，我見到了周介人老師。那時候，介人師還很年輕，雖然清瘦，但朝氣蓬勃。后來，介人師成了我的領導，也成了我的導師，但我和他，一直處于一種亦師亦兄的關系之中，甚至偶爾會沖他發(fā)點脾氣，吳亮和程德培也是如此。但是，那次我并沒有見到李子云老師。我見到李子云老師，大概是我第二次到《上海文學》，還是在那個朝北的房間。我敲門進去的時候，李子云老師正半倚在那張黑色牛皮沙發(fā)上看稿子。那時候，李子云老師大概剛五十出頭，衣著并不夸張，但收拾得很清爽。見我進來，她起身讓座，說一口非常標準的普通話，并禮貌地和我握手。她的手很軟。這讓我有一種受寵若驚的感覺，也隱隱地覺得她和我好像并不是一個世界的人。我有點局促，盡管她對我非常親切。那一次她說了些什么，我都忘了，只是感覺她在漫不經意地觀察我，我也一直在觀察她，觀察另一個世界，那個世界對我還很陌生。

　　過了幾天，介人師來到我的工廠，幫助我辦理借調手續(xù)，再后來，我就正式地調到了《上海文學》，還是那個朝北的房間，李子云老師也在這個房間，一直到她離開《上海文學》。李子云老師一直很關心我的調動，當我的調動出現了一些小麻煩的時候，她還親自動用了很多關系。無論在當時，還是后來，我都沒有對她表示過感激之意，我并不是一個善于表達自己內心感受的人，我的傲慢常常掩蓋了我的真實的內心世界，但無論是對介人師，還是李子云老師，我對他們畢生懷有一種深厚的感情，那種感情并不是外人所能理解的。

　　那個朝北的房間是上海市巨鹿路六七五號三○四室，很多人都會記得這個地址，對我而言，它已成為我生命中一段輝煌的記憶。

　　李子云老師的辦公桌在我們辦公室進門的左側，桌前是一個老式黑色牛皮的單人沙發(fā)，沙發(fā)很寬大，李子云老師喜歡把自己整個的人都陷進沙發(fā)里。無形之中就形成了一個規(guī)矩，只要李子云老師來上班，那張沙發(fā)就沒人去坐了，那似乎是為李子云老師專門保留的。李子云老師似乎不喜歡在辦公桌前正襟危坐，總是坐在沙發(fā)里接電話、打電話，找編輯談話，有時候很安靜地坐在那里看稿，偶爾抽煙，抽那種細長的女式煙，有時候她也會問我要煙，她抽煙的姿勢很好看，有一種從容不迫的優(yōu)雅。她晚年的時候，把煙戒了，說心臟不好，我就突然有了一種隱隱不安的感覺。

　　那時候我們辦公室很熱鬧，每天都會有人來，絡繹不絕。許多人都是來找李子云老師的，很多的名人，每有人來，李子云老師都會很正式地把我介紹給他們。我在三○四室見到了王蒙，見到了鄧友梅，見到了馮驥才，也見到了李陀，李陀那時候風華正茂，一頭黑黑的天然鬈發(fā)，后來李陀成了我一生的長兄。[FS:PAGE]

　　也有很多的年輕人來，吳亮和程德培是三○四室的?？?，他們偶爾會和介人師嬉笑爭辯，但在李子云老師面前卻永遠是恭敬的，李子云老師也很器重他們。后來，程德培和吳亮出版了他們的第一本個人評論著作（"新人文論"叢書中的兩種），李子云老師和介人師分別為他們的書寫了序言，在那時，這是一個莫大的榮耀。在一九八○年代，《上海文學》周圍聚集了學院中最優(yōu)秀的人才，每次開會，都能見到陳思和、王曉明、南帆、李劼、殷國明，等等。他們向李子云老師問好，也認真傾聽她的意見。

　　我想，李子云老師身上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魅力，但她并不是那種張揚的人，她獎掖新進，同時對老一輩的作家和學者非常尊敬，我親眼看到她對王元化、徐中玉、錢谷融等先生的尊重，幾乎是一種執(zhí)弟子禮的尊敬。這或許也是她能獲得許多人尊重的原因之一。

　　那時候，三○四室是熱鬧的，人來人往。吳強老師每次來的時候，總是兩手背在身后，大搖大擺地進來，進來就喊"子云同志"，有時候也會和我聊天，在吳強老師的面前，我常常會有一種"小鬼"的感覺。實際上，不僅吳強喊"子云同志"，王元化、茹志鵑、徐俊西、蕭岱等也都這樣叫，而李子云老師也是以"同志"來稱呼他們，我聽見她叫王元化先生"元化同志"，叫茹志鵑老師"志鵑同志"，等等。慢慢地我發(fā)現，在巨鹿路六七五號，在她們那一代人之間，好像都習慣地用普通話互稱"同志"。這樣一種稱呼無形中流露出一種記憶，也在無形中提醒我們和他們的區(qū)別，一種兩代人之間的區(qū)別。

　　我常常在觀察她們，觀察這一群"同志"，也許，我最終不可能真正走進她們的內心，包括她們之間的關系。但是，我仍然能夠感覺到她們之間的同志情誼。她們之間也會有矛盾，有小小的磨擦，甚至會有相互的傷害，但那是因為靠得太近的緣故，在漫長的艱苦的歲月，她們依靠各自的身體相互取暖。她們都是一些高傲的人，性格相近，難免會有性格的沖突，但人前人后，不僅沒有惡語相加，甚至表現出相互的尊敬和欣賞。那樣一種同志的情誼和表現方式，并不是我們所能理解的。

　　我有時甚至在想，一九八○年代，李子云老師即使和她的論敵之間，也未必不是"同志"，比如她和馮牧的杯葛，他們相互論戰(zhàn)，也相互尊重。他們曾經是戰(zhàn)友，一度是論敵，但永遠是同志，這也并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一切都已遠去，往事煙消云散，但仍然留下了"同志"這個語詞。這是一個二十世紀的概念。我向二十世紀遙遙致意，也向"同志"這個語詞敬禮，因為這個語詞也留下了我少年時代的夢想。

　　一九八○年代似乎命中注定要進入歷史的書寫，這個時代波生云涌，但一九八○年代對每個人或者每代人的意義并不一樣。在我看來，對于李子云老師和她的"同志們"來說，那似乎是一個專門為她們度身打造的時代，在那個時代，她們得以重溫青年時代的夢想，一些散光的語詞再度星光四射--民主、自由、富裕、開放......，等等。不，不僅是這樣。曾經的壓抑被奮力推翻，她們走向這個時代的中心，包括權力的中心。她們心情舒暢，暢談未來，抨擊時弊，意氣風發(fā)。她們也不再壓抑自我，包括自我的生活趣味。她們好像一夜之間回到了她們曾經非常熟悉的生活世界。她們很精心的修飾自己，討論文學，也談論音樂，當然，也討論美食。

　　在一九八○年代，李子云老師經常請別人吃飯，別人也經常請她吃飯。有時候，她會帶上我。那些地方我聽說過，但以前從未去過。在某種意義上，李子云老師的確是個美食家。精致，但決不鋪張。好吃，卻不求奢華。每次吃飯，分量總是恰到好處。她們總是用自己的錢請人吃飯，那時，還不流行公款消費。李子云老師是個很講究生活品味的人，但并不注重時尚。她似乎總是恪守著自己的美學觀念，漫不經心之間，自己就成了時尚。那是一種老派的時尚，曾經為許多人所稱道。[FS:PAGE]

　　但是我欣賞的不是這些，而是她那種寵辱不驚的生活態(tài)度。她可以很舒適地坐在大酒店里品嘗美味，也可以興高采烈地敲打著飯盆和我們一起在作協(xié)食堂打飯。她能夠優(yōu)雅地抽著她的女式摩爾，也能很高興地抽我的"大前門"香煙。在一九八○年代，我看到太多的文學"暴發(fā)戶"，他們迫不及待的擠進另一個世界，四處炫耀，然后毫不猶豫地拋棄自己曾經所屬的階級。我想，在某種意義上，李子云老師給我演繹了一種生活態(tài)度，淡定自若，寵辱不驚。我有時候也會驚訝于我后來往來于不同世界的能力，仔細想想，或許正是受到了她的某些方面的影響。

　　實際上，李子云老師是非常樸素的，她的家坐落在淮海路的一條弄堂深處，那是她的祖?zhèn)髋f居。二十平米的房間，老式的打蠟地板，一張小床、一只單人沙發(fā)，還有書櫥和陳舊的衣柜，中間是一張方桌，四把木椅。幾十年沒有任何變化。

　　李子云老師和她的"同志們"實際上無形中影響了很多人，她們的文學觀念和美學觀念，包括她們的生活趣味。如果說，一九六○年代曾經是我們的時代，那么，一九八○年代實際上是李子云老師和她的"同志們"的時代。她們才是這個時代的"導師"，并確立了這個時代文學和生活的"優(yōu)雅"，她們無法容忍粗俗，比如說，李子云老師最無法容忍的是一度流行的飯店里的卡拉OK。如果說，"優(yōu)雅"是李子云老師的"本色"，那么，這個文學和生活中的"優(yōu)雅"后來也慢慢演變成為一種"暴發(fā)戶"式的"優(yōu)雅"，它構成一種新的壓抑，并激起我和我的同志們反叛的欲望。

　　但是，李子云老師的所謂"優(yōu)雅"，對我來說，并沒有太多實際的意義，有時候，她的"優(yōu)雅"反而拉開了她和我的距離。相反，我感受最深的，卻是她身上的"激情"。

　　李子云老師實際上并不那么永遠"優(yōu)雅"，說話也不總是那么平心靜氣。她高興的時候，會哈哈大笑，甚至手舞足蹈，她不會生悶氣，有話就說，有時候說話甚至很沖，她高興或不高興的時候，走廊里都能聽見她哇啦哇啦的聲音。每當這個時候，我總是感到很親切，甚至覺得她像個小女孩，哪怕她在訓斥我。李子云老師骨子里是個浪漫的人，激情似火，只是這種激情常常被她的"優(yōu)雅"所壓抑。實際上，我在王元化先生和茹志鵑老師的彬彬有禮的優(yōu)雅背后，都曾感受過這種激情和坦率。我有時也會想，或許正是這種激情，才可能推動她們投身到中國革命之中，否則，難以想象。

　　冬天的時候，三○四室很冷，李子云老師身體一直很弱，因此一入冬，我們就會在房間里生起一只老式火爐，火爐離她的沙發(fā)很近。那些年，我總是早早地到了辦公室，把火爐生好，也把開水打好，李子云老師來的時候，房間里溫暖如春。這些都是介人師關照我做的，介人師對李子云老師一直很照顧。

　　中午的時候，有很多人來，圍著火爐取暖，常來的有吳強、蕭岱、張軍等人，張軍那時候是我們的編輯部主任，很多的人。他們圍著火爐，交流各種消息，判斷形勢，有時候喜形于色，有時候憂心忡忡。他們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并不避我。每當這個時候，我也有點興奮，好像回到了我所熟悉的一九六○年代，當然，對他們來說，也許是一九四○年代。一九八○，那是一個決戰(zhàn)的時代。

　　在一九八○年代，那一代人實際上已經分裂，各自守著自己的信念、自己的理論、自己的思想以及對未來的不同想象。他們分裂成不同的陣營，相互開戰(zhàn)，斗爭甚至是殘酷的，每個人都做好了最壞的準備。我記得，當時李子云老師和介人師商量，說最不放心的是我的未來，如果堅守不住，應該給我安排一個好的去處。我說我無所謂，我本來就來自生活的底層，無論政治風云如何變幻，工廠的大門總會為我敞開--這也是當年我廠里的工友給我的臨別贈言。當然，我的工廠現在已經倒閉--但是，我那時心里是非常的感動。

　　李子云老師毫不猶豫地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從一九七九年李子云老師為《上海文學》撰寫"本刊評論員"文章《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斗爭工具論》開始，再到推動現代派的討論，直至拉開"尋根"文學的帷幕......。在一九八○年代，幾乎每一個文學的轉折關口，都隱含著李子云老師的重要作用，而這些作用通過《上海文學》淋漓盡致的表現出來。[FS:PAGE]

　　一九八○年代的這些文學運動，往往會給人一種"去政治化"的錯覺，實際上，后來的"純文學"發(fā)展也逐漸地接受了這樣一種錯覺。但我覺得不是。的確，自《為文藝正名》開始，當代文學表達了一種"拒絕政治"的態(tài)度，即反對文學成為某種政治的簡單的論證工具，這沒有問題。但是，它還有另外一面，即創(chuàng)造政治的一面，只是這一面少有人談及。在文學性的后面實際隱藏的是政治性，或者說政治性本身就構成了文學性。我以為，這才是進入一九八○年代的根本路徑之一。即使就個人而言，李子云老師是文學中人，更是政治中人，或者說，對于她那一代人來說，文學和政治本來就難解難分。當然，在一九八○年代，無論是李子云老師，還是其他的人，究竟要創(chuàng)造一種什么樣的政治，她們自己也未必十分清楚。但政治始終是她們考慮的核心問題之一，她們甚至無法想象一旦文學剝離了和社會的諸種復雜的關系，它的意義究竟何在。這種強烈的政治性才真正是《上海文學》的靈魂。很多年后，我在主持《上海文學》的工作期間，試圖重新恢復這一政治性和思想性的傳統(tǒng)時，卻不意遭遇到了批評。對于一九八○年代的人來說，可能一度是同路人，但未必都是戰(zhàn)友。

　　在對待具體的文學觀念和文學作品時，李子云老師表現出一種寬容和包容的態(tài)度，她善于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比如說，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到達編輯部后，她就曾躊躇再三，一直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杭州會議"期間，李陀、韓少功等人再三地肯定，才最終同意發(fā)表。一方面，李子云老師有自己的審美習慣，另一方面她又能審時度勢，吸納文學中的異質因素，而這樣一種態(tài)度，都和思想解放有著密切的內在關聯，也就是說，對她或者她的同志們來說，任何一種有助于思想解放或者摧毀禁錮的異質因素，在當時都會受到她們的支持。因此，一九八○年代的文學繁榮，的確和這一批文學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有密切關系。

　　但這并不等于，作為個人，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李子云老師沒有自己的看法，只是這些看法常常淹沒在她作為文學組織者的身份中。事實上，后來她也對她曾經支持過的文學表達過某種失望。而這些，我們只有深入到她的文學批評家的身份中，才可能略有了解。

　　一九八○年代，我曾經仔細研究過李子云老師的文章，后來發(fā)現她的文章不太好學。勉強說起來，她的文章應該屬于那種"知人論世"的寫法。她和許多作家都有很深入的交往，并對他們的作品有著非常細致的分析，她的感覺極好，這是天賦，但她對世道人心又有著極為透徹的了解，所以她對作家作品的分析，常常入木三分，比如她對王蒙和茹志鵑作品的評論，就堪稱是一種知音甚至知己。她文字平實，但如行云流水；不張揚，但用詞準確；不堆砌理論，但多有深刻發(fā)現?；蛟S因為這些緣故，《上海文學》對批評文章的文字要求極高。在某種意義上，一九八○年代的文學批評未必深刻，但許多都堪稱美文。我和吳亮的文章和李子云老師的風格相距甚遠，但這并不妨礙我對她的文章的欣賞，并適時地從中吸取養(yǎng)料，以此避免自己的過度張揚。倒是程德培，似乎更接近她的風格，如果說到文章傳承，德培應該算是一個。李子云老師大概可以算是一九八○年代女性文學批評的開創(chuàng)者，當年，她的女性文學的評論集《凈化人的心靈》出版，據說還被某地婦聯列為婦女干部的必讀書目，說起這些趣事，她不免哈哈大笑。

　　實際上，我真正欣賞的是她對王蒙的評論，包括她對王蒙的批評，有許多都不幸而言中。她和王蒙的幾封通信，是能進入批評史的，言真意切，拳拳之心，躍然紙上，那才是一種知己和諍友的作家和批評家的典范關系。而在另外一種意義上，通過她的批評文章，我們才可能真正進入她的內心世界。

　　在我的感覺中，李子云老師是有一種"少共情結"的，那不僅是一種有關青春的記憶，而是涉及到信仰、操守和正直的品格，是對理想的追求和對社會的關注。所以，她特別喜歡和推崇張承志的作品，而張承志對李子云老師也是非常的尊敬，總是稱呼她為"子云大姐"。張承志每到上海，他們總會一聚，我不太清楚他們會說些什么，但我想，那可能也是一種兩代人之間對"少共"精神的理解。[FS:PAGE]

　　李子云老師離開《上海文學》后，我基本上每年去看望她一兩次，我不是一個很熱鬧的人，即使朋友之間，也常常疏于聯絡。每次到李子云老師家，一般都是下午三點之后，一杯清茶，一支煙--當然，她戒煙以后，我也很自覺地不在她面前抽煙了。她是福建人，愛喝烏龍。今年春節(jié)前夕，南帆兄到上海，送我一盒很好的烏龍，隔了二日，我便送給了李子云老師。那次去時，她正患帶狀皰疹，但是精神尚可，見我去，很高興，看見茶葉，也很高興。我們聊了兩個多小時，她的興致仍然很高，我怕她體力不支，再三告辭出來。沒想到，就此天人永隔。

　　在她晚年的時候，我和她討論最多的，恐怕還是中國的革命問題。她對我的一些想法，未必完全贊同，我對她的某些看法，也不會絕對附和。但是我能感覺到她的內心掙扎，實際上，不僅是她那一代人，即使我們，身上也是多重的邏輯纏繞。但是，她從來也不曾后悔過青年時代的選擇，這是我最尊重她的地方之一。她不會以今是而說昨非，也不會以昨非而說今是。她很坦誠，我能很明顯地感覺到兩個三十年在她身上的斷裂。她也想縫合這種斷裂，但縫合的方法卻是當下流行的一些觀念，比如某種歷史人物論的觀點。實際上，這種方法很難解釋歷史，包括她自身的歷史，所以，她也時常為之苦惱。

　　然而，當她擺脫這種纏繞，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總是神采飛揚。我有時也會和她討論一些文學問題。比如，她當年用"曉立"的筆名曾評論過王汶石的《黑鳳》，我覺得這是王汶石評論中最好的文章之一。她說她現在仍然喜歡王汶石的這部作品，喜歡黑鳳。她對當年的許多作家作品，理解之深，分析之客觀，是現在許多大學治文學史的教授無法望其項背的。她是真正懂文學的。

　　我始終覺得，在李子云老師的意識深處，有一種很強烈的理想主義情結，她憎惡專制，追求民主，但她又始終關心社會，注重平等。所以，她不會真正喜歡那種過于個人化的文學敘事。她是一個文學評論家，但不是思想家，也不是理論家，她感性，這使她能敏銳地察覺到社會的變動，但又無法將其轉變?yōu)樯羁痰睦碚撁}。所以有時候她的表述會顯得自相矛盾。這是一種極其真實的矛盾。在一九八○年代，我有時候會覺得她有點過于政治化，但今天，我才真正覺得這是一種非?？少F的文學品格。

　　在《上海文學》的辦刊史上，李子云老師和介人師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這不僅指的是他們的辦刊理念，也是在他們的言傳身教下，帶出來的一支編輯隊伍。李子云老師對編輯的要求很嚴，極其厭惡那種以權謀私的做法。她不反對編輯寫作，但不同意編輯在自己的刊物上發(fā)表文章，這似乎成了一個無形的規(guī)矩，所以，我調到《上海文學》后，也就此不在這個刊物上發(fā)表任何文章。她反對炒作，不僅對個人，也對刊物。這些都深深地影響了這本雜志的編輯，我不止一次地聽到外省作家對《上海文學》編輯的評價：低調、坦誠、正派。李子云老師是一個敢于擔當的人，在一九八○年代，她是寫檢查最多的人，而且寫得樂樂呵呵，從不怨天尤人。她的教誨，也深深地影響了我后來的為人為文。

　　我常常在想，我們今天對李子云老師的最好的紀念方式，或許是把她作為一個學術研究的對象。她是在抗戰(zhàn)結束以后，從反內戰(zhàn)到追求自由和民主，然后投身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一生坎坷，九死不悔。他們的思想和觀點，對歷史的思考和總結，我并不可能完全贊同，有些地方甚至不以為然。但是我尊重他們。他們是一些正直的人，有些地方很老練，有些地方卻顯得單純，不僅是李子云老師，在王元化、茹志鵑等先生身上，我也常常感覺到這種正直和單純。他們關注民主民權，但更關心國家和人民。他們是心懷世界的人。現在多的是那種"油頭滑腦的小市民"，但他們不是，他們從不以寫作作為自己的牟利工具。我一生不曾加入任何黨派，但在他們身上，有一種我所喜歡的早期共產黨人的品格。[FS:PAGE]

　　一代人陸續(xù)地上路，他們在另一個世界重新集合。他們可能會再度論戰(zhàn)，也會熱烈地討論，但誤解將會煙消云散，因為他們畢竟是"同志"。我們傾聽他們的討論，感受他們的激情，然后在這個世界重建信仰和一種正直的品格。烏托邦的太陽也將再度升起。

　　"到死未消蘭氣息，他生宜護玉精神。"這是李子云老師生前喜歡的兩句詩，詩的作者是黃仲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