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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注定是歷史上非常不平靜的一年，國際國內都發(fā)生了那么多的事，其震撼力已遠遠超出了小說家的想象能力。這個暫且不表，暫且把目光收回來，聚焦到文學，聚焦到小說，再聚焦到中篇小說，我發(fā)現(xiàn)2008年其實是中篇小說收成比較好的一個年度。

2008年中篇小說的好收成，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那些資深的著名作家依舊寶刀未老后勁十足，又寫出了許多無愧于自家聲望的作品，如王安憶，如葉廣芩，如范小青，如遲子建……二是更多新銳作家的進步和成熟，如阿袁，如倪學禮，如祁又一……文學新銳的成長更令人振奮，因為他們是代表著文學的未來的。

于是在2008年的中篇小說里，出現(xiàn)了一種多音共鳴相互對話的熱鬧場景，不再只是老面孔，也不再只是一如既往的老腔調，而是攜帶了更為多元的，更有時代感的氣息。說到時代感，我一向不認同老舊的“反映論”式的那副腔調——以為只有反映某某現(xiàn)實題材的才是反映時代的——這是典型的題材決定論。文學的時代感遠不是“寫什么”那么簡單，更多的其實是鐫刻在小說的話語之中的。你用“反映論”的那套陳舊方式寫最“現(xiàn)實”的“底層”，寫最“當下”的“金融危機”，也并不代表你的小說就具有了時代感；而當你自身的觀念前沿了，你能用具有時代感的眼光去看，去想，去寫了，那你的小說里就一定會攜帶上時代的信息。道理其實就這么簡單，但很多人一輩子也沒參透。

既然2008年是個新人輩出的年度，那就不妨先說說新銳作家。在2008年進入我視野的新銳作家，其實是完全不同的兩撥人。一撥是屬于厚積薄發(fā)大器晚成的學院作家，而另一撥則是日益成熟著的80后。學院作家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中是有著重要意義的，五四新文學，本就是當時的學院作家搞起來的，魯迅、胡適、周作人等等在當時最具影響的作家，就都是學院作家。但這個傳統(tǒng)到了后來，在“工農兵”文藝路線的擠壓下，日益沒落了，以至于最后學者型的學院作家反倒成了文壇中的異數(shù)。在這種頗具中國特色的語境中，許多文學上的是非標準都被顛倒了，比如看一個作家的語言功夫過不過得硬，就變成了看他的語言土不土，會不會用方言等。方言寫作本非文學的正途，但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竟成為了文學的最高標準之一。在一個以土為美，以侉為雅的語境里，知識分子寫作當然不會再具有任何的話語權力。改革開發(fā)以后，隨著知識分子社會地位的不斷提升，學院作家也早已在文壇中獲得了自己應有的合法性，但知識分子寫作這一被割斷了幾十年的“文脈”，恢復起來卻一直有些力不從心。也正是出于這個原因，我對2008年里獨領風騷的新銳學院作家格外重視。

2008年中篇小說中最具代表性的學院風格作品，是阿袁的《鄭袖的犁園》和倪學禮的《六本書》。

阿袁是大學里的副教授，從新世紀之初開始寫作并發(fā)表小說。她的作品并不很多，但卻非常獨特，有著張愛玲、錢鍾書式的文風，這在當代文壇確實是很罕見的。阿袁的小說，文字很華美，這種華美與走歐美路線的“先鋒文學”迥異，也與同樣浸潤于古典文化的廢名、汪增祺等作家的路數(shù)不同，更獨具著張愛玲式的神韻。阿袁的小說就像蓮藕，又像拔絲蘋果，總能帶起千絲萬縷的歷史文化記憶。阿袁的秘訣無他，其實就是個“喻”，她總能把當下的人和事，與詩經(jīng)，與唐詩宋詞，與京劇昆曲打成一片，從而構成了一種極具張力的喻說方式。錢鍾書式的明喻，在她那里也被用得得心應手，比如把某種性愛竟比喻成“如《詩經(jīng)》的句式一樣，一唱三嘆，回旋往復”。這一點對當代的漢語寫作很重要，整個中國20世紀的新文學，在敘述話語上其實一直都還處于探索的階段，不是過于歐化，就是過于俚俗化，真正具有漢語特質的大雅之音并不多見。正所謂“大雅久不作”了。阿袁的小說，讓我們看到了一種屬于漢語的雅正的敘述語言，看到了已被歐化了的現(xiàn)代漢語與自己的遠祖打成一片的可能性。[FS:PAGE]

阿袁小說里寫的，大多是人的欲望，也就是“飲食男女”，這一點也像極了張愛玲。但張愛玲的小說里既有白流蘇，也有范柳原，阿袁的小說里卻只見白流蘇，不見了范柳原，這是她不及張愛玲處。

無獨有偶，說阿袁像張愛玲，那倪學禮則像錢鍾書，他的《六本書》（《十月》2008年第3期）就有“小《圍城》”之稱。無論是傳統(tǒng)文人還是現(xiàn)代知識分子，在中國文化中始終都是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的。知識分子自身的操守，一向被視為是道德的最后一道底線。然而這樣一道底線，又常常是靠不住的，常常會墮落到比市儈更為不堪的地步。好在這個群體倒一直沒有喪失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功能，于是才有了“舐痔結駟、正色徒行”的疾呼，有了《儒林外史》、《圍城》這樣的經(jīng)典。《六本書》就是這個譜系中最新近的一篇。

作為一篇學院作家的小說，《六本書》在敘事技巧上也表現(xiàn)得非常嫻熟，以一個中篇的篇幅，卻容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容納了不亞于長篇的內容，微諷、反諷、漫畫式的夸張，都恰到好處，無愧于其“小《圍城》”的美譽。只是故事的解決方式有點過于“大團圓”，而且太寄托于某個人的美德。大學的弊端既是體制性的和結構性的，那么個人的美德就只能是其中的一點“亮色”，而不可能靠幾個人就改變全局。在這點上《六本書》有些太理想化了，多少沖淡了其思想的力度。

我注意到80后作家中，頗有一部分已在傳統(tǒng)文壇中尋得了自己的位置。他們或許還不夠成熟，功底也未必很深，但卻為文壇帶來了異常清新的空氣。這種清新的空氣是什么？就是時代感，就是現(xiàn)代的都市節(jié)奏和生活理念。我之所以特別重視這一點，乃因為這才是真正具有“當代性”的文學。中國的當代文學從17年到新世紀，歷經(jīng)了若干文藝思潮的歷練，文本形式也早已辭舊迎新今非昔比，但當代文學的主部，卻仍是“村兒里”的文學。寫“村兒里”事（農村題材）的小說，占了當代小說的絕大多數(shù)，而寫當代都市生活以及理念，寫“現(xiàn)代化”進程的當下性的，卻并不太多。當然，中國作為一個農業(yè)大國，小說中的農村題材多一些也是正常的，但問題是大多數(shù)作家筆下的農村并不是我們今天生活中的真正的農村，而是出于官方政治想象之下的農村。這倒不是作家們缺乏“生活”，而是作家們往往利用那些“體驗”來的貌似真實的生活細節(jié)，卻在無意識地編織一個個虛假的“村兒里”的神話。要么是“奔小康”式的田園詩，要么是“底層敘事”式的苦大仇深，總之是被意識形態(tài)想象隔離了的“農村”，是單面化表象化了的“農村”，是間接為政治服務的一個新的變種。

而80后作家的一些小說，因為從根本上就缺少對歷史對農村對以往政治生活的體驗，在失之于輕飄的同時，卻也得之于少了許多歷史包袱，從文學與政治的種種恩恩怨怨中解脫了出來。由于80后作家從一出生就處在了現(xiàn)代化進程之中，現(xiàn)代都市生活的節(jié)奏和觀念已成為他們精神基因的一部分，根本無需體驗無需再刻意地去表現(xiàn)了。從祁又一的小說《失蹤女》里，就能很明顯地感受到這一點。現(xiàn)代的觀念和氣息，不是用小說表現(xiàn)出來的，而是從文字間滲透出來的。

相對于文學新銳而言，老作家的新探索也同樣令人矚目。王安憶的《驕傲的皮匠》和孫惠芬的《致無盡關系》，都以一種“生活流”的狀態(tài)，展示了某種“原生態(tài)”的場景，似拙實巧，從容大氣，屬于一種小說的“反修辭”的修辭。葉廣芩的《豆汁記》，更延續(xù)了她《三擊掌》以來的寫作路數(shù)，家族與血緣，歷史與時代，在葉廣芩的這些小說中，已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敘事關系，與昔日蘇童筆下的“南方”恰好構成了某種對照。

范小青的《暗道機關》則營造了一種小說敘述的復雜文本，讀之令人撲朔迷離。近年來范小青的小說，尤其是短篇小說，都在試嘗著走一條刪繁就簡的路子，而這篇《暗道機關》卻又由簡入繁，展現(xiàn)了作家風格的多樣性。楊少衡是個以寫官場見長的作家，社會政治類題材是他的拿手好戲。他的敘述語言是典型的官場社交語，把基層官員寫得活靈活現(xiàn)，但同時也太過入乎其內了，缺少了更高層次的審視與超越官場的話語資源。而這篇《比鐵還硬》寫的是間接的官場，寫的是官員的磨難與成長，多了些人性角度的透視，相對于他以往的作品而言，可謂是一個突破。[FS:PAGE]

傅愛毛的《天堂門》之所以打動我，是因為小說中的那個丑女主人公?！短焯瞄T》寫絕了丑女的內心世界，那般哀婉、自閉而又多情……王十月在2008年里最有影響的小說是《國家訂單》，但我卻更喜歡他的這篇《白斑馬》，因為這篇《白斑馬》更文學一些，讓我們看到了夢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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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入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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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驕傲的皮匠（《收獲》2008年第一期）    王安憶 

2、鄭袖的梨園（《小說月報•原創(chuàng)版》2008年第五期）  阿袁

3、六本書（《十月》2008年第三期）     倪學禮 

4、豆汁記（《十月》2008年第三期）    葉廣芩

5、致無盡關系（《鐘山》2008年第六期）   孫惠芬

6、暗道機關（《上海文學》2008年第一期）   范小青

7、比鐵還硬（《芙蓉》2008年第三期）   楊少衡

8、天堂門（《芙蓉》2008年第五期）    傅愛毛

9、失蹤女（《十月》2008年第四期）    祁又一

10、白斑馬（《十月》第五期）     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