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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攝影在線 首頁 攝影大家 臧策 查看內容

聞 道 錄

2008-10-27 11:51| 發(fā)布者:| 查看:2546| 評論:0|原作者: 藏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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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蒙蒙的五大道上,常有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在獨自徘徊。這是個苦悶而又滿腦子叛逆念頭的少年,對路上的喧囂置若罔聞,耳朵里聽到的,只有自己靈魂里的低語。

在一個有月亮的夜晚,他又一個人獨行在街上,他看著自己投在腳前的影子,做了一首小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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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望著我

                          我望著我自己的影

                          一起在靜靜的小路上

                          緩緩地移動……

                          耳中聽到的

                          只有我靈魂的低語之聲 . 

這個茫然無助的小小少年,就是三十年前的我。我每每于記憶的世界中與他相會,卻無能為力,幫不上他任何一點忙。這個少年成長在一個問題家庭中,雖然從不缺吃少穿,但卻是聽著吵罵和摔打的聲音長大的,心靈中有了片抹不去的陰影。在那個時候,為了緩解強烈的心理沖突,這少年似乎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么去做一個街頭小痞子,要么就去當文學青年。這個少年幸運地選擇了后者。

那時社會上已經(jīng)開始有各類的文學講座了,少年常常曠課去聽,他就像今天的韓寒一樣,對蒙昧的中學教育早已厭惡之極。

每次文學講座結束后,大批的文學青年們都會圍上前去,請講課的作家學者為自己簽名。而這少年卻從不上前,因為他很自負。少年在心里默默地說:總有一天我會超過你。

有一天,少年在一份《參考消息》上看到一篇短文,說當今外國的文學早已是“現(xiàn)代派”文學的天下了。這是少年生平第一次聽到“現(xiàn)代派”和“現(xiàn)代主義”之類的詞,少年忽然間有了種“不知有秦漢無論魏晉”的焦慮,他天真地想,就算自己將來能寫得和那些作家們一樣好又有什么用,還不是比人家外國作家落后了一個時代么!他那時還不可能知道,早在100多年以前,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已經(jīng)有過無數(shù)次這樣的焦慮了,于是有了所謂的“啟蒙”。

少年茫然四顧,知道有關“現(xiàn)代派”的知識是無人可以請教的,于是少年決定自我啟蒙,自己把“現(xiàn)代主義”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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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歲的時候,少年發(fā)表了第一篇文章,他不禁欣喜若狂,用處女作得來的稿費買了一套《辭源》,以作紀念。但后來的寫作卻越來越不順利了,少年于是仍從念念不忘的“現(xiàn)代主義”中去尋求靈感。他在一本講“現(xiàn)代派”的書中看到了這樣一句話:所有現(xiàn)代派的作品中無不打上了弗氏的烙印。于是他在懵懂中感到,弗洛伊德大概就是現(xiàn)代主義的核心了,必須要弄懂這個弗洛伊德。

在隨后的若干年里,他幾乎讀遍了所有漢譯的弗洛伊德著作,然后是榮格,是弗羅姆,是阿德勒,是卡倫·荷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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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他認識了一位醫(yī)學院的心理學教授,教授年輕時曾親耳聆聽過弗洛伊德弟子考伯樂的精神分析課程,算得上是弗氏在中國的隔代弟子了。那時正是弗洛伊德熱的年代,教授在社會上組織了個“精神分析沙龍”,一時門庭若市。這時的少年早已不再是少年,而是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了,教授邀他在市圖書館共同舉辦“精神分析講座”,教授講經(jīng)典弗洛伊德理論,他講新弗洛伊德理論。教授還把他帶到心理門診和病房,直接參與臨床心理治療。這時的他已經(jīng)對寫小說沒什么興趣了,但也并沒有完全忘記文學,他試圖用精神分析理論搞文學批評,可發(fā)現(xiàn)前景并不很樂觀。因為精神分析的方法局限很大,你或許可以用來分析張賢亮的《綠化樹》,卻不一定也能分析其他的作家,就算是弗洛伊德本人,不也只能分析莎士比亞、托斯妥耶夫斯基等少數(shù)幾個作家么?為此他常常陷入苦悶。

此后的幾年里,他在心理學領域進展順利,報社為他開設了心理咨詢專欄,婦聯(lián)等部門找他給計生人員講授性心理學——被他戲稱為:一個未婚男青年給已婚婦女們講性心理。他的釋夢實例也以《中國人夢析》為題在報紙上連載,而出版社又找到他,準備結集出書……

然而風云突變,他的一切活動都不得不停下來,因為包括精神分析學在內的所有西方現(xiàn)代理論,都從某個時段開始被列入“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名單而遭受批判。好在他的一篇用精神分析學分析屈原的學術論文,還是沾了“學術無禁區(qū)”的光而發(fā)表了,這篇論文叫《屈原:東方的奈煞西施——論屈原的自戀傾向》。后來這篇論文還作為屈原研究的心理學代表作,被選入了《楚辭學集成》中。

這時他已近而立之年,他的學術研究卻從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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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我在記憶之城與那個沉迷于精神分析的青年相逢時,我都對他心存感激。從治學的道路看,那個青年無疑是在走向一條歧途,他或許能成為一名優(yōu)秀的心理咨詢師,但注定將與文學,與學術,分道揚鑣了。然而這段歧途又是他人生里程中的必由之路,沒有這段歧途,就不可能有今日之我。他確實是個成功的精神分析師,他當年曾為很多的求助者做過心理咨詢,經(jīng)他咨詢過的那些人后來是否擺脫了心理陰影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他確確實實成功地醫(yī)治好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他自己。

我現(xiàn)在朋友眾多,在大家的眼中,我是個很陽光的人。在彼此開懷的笑聲中,其實我深知,我心里的這份陽光正是那個青年帶來的。精神分析說到底其實是門建立在內省上的學問,你在為別人提供心理援助的同時,也無異于是在為自己療傷。心理分析師開給患者的靈丹妙藥,用羅蘭·巴特的話說,就是一些“剩余的能指”,而這些“剩余的能指”同樣可以彌補分析師本人在人格成長中的缺失。弗洛伊德在那個青年人的人格成長中,實際上充當了精神教父的角色。

但我同時也為那個青年感到痛惜,因為他正在極度的失望中大把大把地虛擲光陰,他不再關心學術,也不再認真看書,一門心思要做個快快樂樂的人。他學跳舞,從初級學到高級,最后竟然學會了“國標”……可不久他就跳膩了,又開始玩攝影,玩相機……

我是理解他的,他是個獨子,從小就被圈在了家里,很少有機會和同齡的小朋友來往。他一歲半時就已認識幾十個字了,知識上的早期教育無疑是成功的,但性格方面的培養(yǎng)卻問題多多。他不會玩,也不大懂得交往,在社會化過程中有障礙……文學,學術,其實都只不過是他逃避現(xiàn)實的避難所?,F(xiàn)在他終于破解了來自童年生活的魔咒,他要補償曾經(jīng)失去的一切……

這一時期的我還是快樂的,我已基本擺脫了童年的陰影,性格也越來越開朗,朋友越來越多。此時的學術環(huán)境也已經(jīng)開放了,知識界有關人文精神的大討論正熱火朝天,相關的話題還有“學術規(guī)范”什么的……不過這些對我都已快成耳邊風了,我最關心的,是照相機,是徠卡、康太時,是尼康、佳能……我最愛去的地方也不再是書店,而是攝影器材店了。我在電視臺的一個系列節(jié)目里,講過一個多月的照相機器材知識,認識了一大幫攝影人,甚至還給一家專營攝影器材的大公司當過兼職顧問。[FS:PAGE]

我的這種“玩主”生活,大概持續(xù)了三四年。有一天也是機緣巧合,編輯室的同事正準備出去聚一聚,也不知怎么著,大家就聊到了我以前寫的東西,還有我早年的遠大抱負上。當時的總編室主任說了一句話——他具有成為大師的天賦,卻缺少成就事業(yè)的意志——當時誰也沒太在意這句話,一笑也就過去了。而這句話卻像融化在普魯斯特口中的瑪?shù)绿m小點心一樣,忽然之間喚醒了我全部的記憶,和曾經(jīng)的夢想……

我決定向命運發(fā)起新一輪沖鋒,當時我已經(jīng)三十大幾了,再不發(fā)起沖鋒,可能就永遠也沒有機會了。

我翻出那些塵封已久的書,但卻無論如何也讀不進去了,沒看幾頁就又重新拿起我的尼康相機把玩起來……人是很難戰(zhàn)勝習慣的,我自知沒這種堅強的意志力,便想到了借助外部環(huán)境來轉移興趣點。于是我又重新回到了大學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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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惫?,從我坐進教室里的那一刻起,我的心還真的就收回來了,我又恢復了思考問題的習慣,雖然相機還時時在手,卻已經(jīng)構不成太大的干擾了。

其實,以大學里的那套教育體制和學術水準,就算我一直都在那里苦熬寒窗,也不可能有多大進境。然而老天爺眷顧我這點求學上進之心,竟然讓我所在的城市里,空降下來一位高人,而正是這位高人,改變了我的人生。

那天上課鈴響過,一個年紀與我相仿的年青教師走上講臺,此人個頭很矮,奇瘦,窄窄的瓜條臉上戴著副大眼鏡,而且嘴巴大得很夸張,整個一副卡通人物的造型。更有趣的是,他一只手端著個碩大的茶杯,杯里的茶葉滿到頂蓋,另一只手舉著煙卷兒,時不時地抽上一口,講臺周圍頓時煙霧繚繞,而小個子老師呵呵地笑著,像個隱遁在云霧中的小神仙。

老師開的是一門新課,叫《張愛玲、錢鍾書研究》。老師自我介紹道:我叫高恒文,上我的課嘛,煙可以抽,也可以討論,可以交頭接耳,筆記嘛,記不記都兩可……他一邊說著,一邊笑咪咪地,習慣性地點著腦袋,一副不拘形跡的名士派頭……他的安徽口音非常濃重,對此他自嘲道:我這個人很固執(zhí),鄉(xiāng)音未改呀……

一開始我覺得這個人很搞笑,便給了他一只耳朵聽著,看他接下來搞什么花頭。聽了一刻鐘不到,我就給震住了,這家伙真的非同凡響!我二十幾歲時也曾對新批評、結構主義之類感過興趣,請教過不少名家。問及某某“主義”時,名家們往往從淵源到流派,口若懸河……可只要再問到如何運用這些理論對某一具體文本進行解讀時,名家們便紛紛顧左右而言他了。而這個高恒文卻不同,他對一般性的知識介紹只用幾句話便一筆帶過,然后立即進入具體的文本分析。他在那節(jié)課上解讀的是張愛玲的《沉香屑:第一爐香》,所用方法完全是傳說中的所謂新批評細讀法。這還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如此精細地解讀文本,以前雖也沒少聽有關新批評的課,都是從理論到理論,最后講到細讀法時,則舉上一兩個地球人都知道的例子便結束了。

下課后我立刻找到高恒文,讓他介紹我一些書目,我們的友誼也就從此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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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恒文是個愛書如命的主兒,買書是他生活中最最重要的一項活動和消遣。每次逛書店,他都貪婪得像個癮君子,及至買過書后,又像個賴在玩具店中的小孩子,久久舍不得離去。如果他讓你等他片刻,說進書店看一眼就出來,那你千萬不要上當。因為只要他一進書店,就很可能把你還在等他這件事給忘了。剛認識高恒文那幾年,是我買書最多,讀書也最多的幾年,我那時每年花在買書上的錢,都在萬元左右。

高恒文的閱讀速度奇快,一本厚厚的大書,他三五天就能讀完。我一開始曾對此羨慕不已,后來才發(fā)現(xiàn),其實自己也能做得到,因為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后,書也就越讀越輕松了。因為這回有了引路人,我再去啃那些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之類的東西就容易多了。西方理論全部是建立在“邏各斯”鏈條上的,環(huán)環(huán)相扣,哪怕是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解構主義,其實也是靠“邏各斯”的推演來發(fā)現(xiàn)“邏各斯”的破綻的。這些理論初看起來有如天書,但只要找對了線索,就會像拆線頭一樣,把所有盤根錯節(jié)的疙瘩一下子全解開。讀著讀著,我甚至覺得這些五花八門的“主義”,就像金庸的小說一樣輕松有趣,有時我剛讀了開頭,就已經(jīng)能推斷出結尾會是個什么樣子的結論了,再翻到結尾處一對,竟果然不出所料。比如女性主義理論,其實就是把解構主義里“中心”與“邊緣”的關系置換成性別關系;而后殖民理論則又把這種關系置換成了西方和東方的關系?;尤巳藭?,各有巧妙不同而已。那時候我就在琢磨,將來我也要變出套真正屬于漢語言自身的文化理論來,不再跟著西方的花樣跑了。[FS:PAGE]

文本分析的練習,我是從博爾赫斯開始的。我和高恒文事先約好了白天閱讀哪一篇作品,晚上再通電話交流彼此的分析結果,每天分析一篇。待到一本博爾赫斯小說集分析過半時,我的分析結果已經(jīng)和高恒文越來越接近了,我發(fā)現(xiàn)以前的精神分析還真沒白學,那種思維上的訓練,對分析文本也同樣適用。

對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這套話語體系,我早年是有過挫敗體驗的。記得大概是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北大搞校慶,北大的比較文學所則在校慶的當天下午搞了個座談會。會的規(guī)模并不大,但檔次很高,那時的季羨林先生還能騎著自行車到處跑呢,楊周翰先生也還健在,兩位老人都出席了當天的會議。我坐得離季老不遠,能清楚的看到他耳內的耳毫。季老的耳毫很濃密,濃密得像在耳朵里塞了團小棉球兒。我以前曾在一本相書里看到說,耳內有毫是壽者相,當時心想季老也一定會是福壽綿長的吧。

樂黛云老師那時還算是中年學者,坐在季老和周老之間主持會議。香港中文大學的李達三和周英雄,還有海外詩人鍾玲,也都到會了。楊周翰先生那篇著名的論文《鏡子與七巧板》就是在這個會上宣讀的。然后有人提到“誤讀”,又有人提到解構主義,說其實就是拆開主義……然后又是什么“語言的陷阱”……反正我是再也聽不懂了。我坐在那里,也跟著人家笑,跟著人家點頭,心里卻有種無地自容的自卑感……

當天夜里我就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小學時的同學都來了,大家坐在一起聊各自的情況……

這個夢是如此的清晰,以至我今天想起來還歷歷在目。我當時立刻就明白了這個夢的意義,這是個出自心理防衛(wèi)機制的夢,因為我在白天的會上自尊心受挫,夢便為我翻制了一個可以恢復自尊心的會議——同學聚會,讓我覺得雖說與白天會議上的那些人比,我遠遠不如,但比起我那些同學來,還是很不錯的。人的潛意識防衛(wèi)機制有時就是個阿Q

現(xiàn)在我終于搞懂這套天書式的話語,能不喜形于色眉飛色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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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朋友都說我聰明,其實我并不太聰明,我沒去測過智商,但估計比一般人也強不了多少。我的長項其實是悟性,當年迷精神分析時,心理專家陳仲舜就說過:還沒見過誰比這個小伙子的領悟能力強。我學什么東西并不比別人更容易,否則也就不會在北大的那次會上那么崩潰了,但是別讓我學會了,一旦我學會了,我就能舉一反三觸類旁通。

我在跟著高恒文閉門讀書的幾年里,沒發(fā)表過一個字,就像個武俠小說里“閉關”者。在那幾年里,我除了讀理論,更讀了大量的現(xiàn)當代文學史料,從《新青年》到《現(xiàn)代評論》、《獨立評論》,以及各種日記、年譜、傳記、回憶錄……高恒文其實并不是個搞理論研究的,他真正的長項是現(xiàn)代文學史料研究,是個研究“問題”而兼通“主義”的人。他常和我說,不懂“主義”,“問題”也容易搞糊涂,可要是只懂“主義”那就又會流于空疏。在那些年里,因為編新版《徐志摩全集》的緣故,我與韓石山先生交往頗多。韓先生也是個研究現(xiàn)代文學史料的大家,他竟能用史料考證出徐志摩和陸小曼到底是哪一天才真正“好”上的,簡直猶如神探福爾摩斯。韓先生和高恒文都幫我出主意,勸我研究《獨立評論》,我當時也躍躍欲試。這時已經(jīng)是90年代后期了,我開始參加各類學術活動,主要是近現(xiàn)代文學方面的,與當代有關的,只有個小說學會。

我發(fā)現(xiàn)自己就像金庸小說里那個無意間學會了“九陽真經(jīng)”的傻小子張無忌,一出手,發(fā)現(xiàn)功力大增,那感覺怎一個“爽”字了得!

我用話語理論重新打量文學史,發(fā)現(xiàn)文學史其實都是作家史和作品史,并沒有觸碰到作家作品背后的話語流變。這就好比只注意到了山川河流的美麗,而沒有注意到形成這些山川河流的地殼運動一樣。其實作家的“主體”是被話語塑造的,話語的流變才是決定著文學方向的深層動因。作家從來都是被“話語”所言說的。[FS:PAGE]

于是我提出了“話語流變”這種“深層文學史”的概念,并把當代的“工人文學”放在了整個20世紀的“話語流變”中來考察,有了很多新的發(fā)現(xiàn)。有一天我讀“耶魯四君子”之一的德·曼時,忽然間被他有關“美學之意識形態(tài)”的論述所震撼。統(tǒng)攝著“話語流變”的當然是“話語權力”,當意識形態(tài)與“話語權力”相重合時,其話語方式必定是一種專橫的隱喻。我由此想到了漢語中所特有的類比式邏輯,想到了“天地君親師”,想到了“天不變道亦不變”,想到了每時每刻都在腐蝕著我們骨骼的官話、空話和套話……一個全新的理論構想忽然間產(chǎn)生了,那就是“超隱喻理論”。

超隱喻理論的發(fā)現(xiàn),讓我有了種“聞道”的喜悅,這是種精神的喜悅,靈魂的喜悅。

就在這個時候,國內攝影界展開了“中國有沒有攝影理論”的大討論,我的觀點當然是否定的。我以前曾看過攝影界里對一組叫《權力……》的攝影作品的口誅筆伐,覺得攝影界的理論觀念仿佛還處在“史前時期”,簡直可笑之極。沒想到《中國攝影報》的理論版編輯王保國忽然給我打來了電話,讓我充分闡發(fā)自己的觀點,想寫多少字就寫多少字,他可以整版地給我版面。我答應了,于是就有了我那組長達6萬字的系列論文《攝影·批評·文化研究》。保國兄是我在攝影界的第一個知音。

詩學理論是不能直接用于攝影理論的,因為文字和圖象屬于不同的符號系統(tǒng),在沒有建立起相互的轉換關系之前,是不能胡亂套用的。以前法國的羅蘭·巴特曾做過文字與圖象的符號學對接,但沒有最終完成,后來的西方人就更沒搞出什么新名堂。攝影理論在西方其實也是落后的。我的符號學水平肯定不如羅蘭·巴特,但畢竟比他晚出生了幾十年,知道了很多他所不知道的東西,于是我利用現(xiàn)代修辭學的方法,終于將文本分析的方法引入到了圖象分析之中,完成了文字與圖象之間的符號轉換。當然,我自創(chuàng)的獨門武功超隱喻理論也被最先應用到了圖象理論中來。

       我的這些理論創(chuàng)新在學術界和攝影界同時引發(fā)反響,我在攝影屆的第二個知音出現(xiàn)了,他就是當時任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理論部主任的李樹峰兄。樹峰和中國社科院的史忠義博士一起為我組織了一個專題學術研討會,由中國社科院與《中國攝影報》共同主辦,學術界與攝影界的專家學者濟濟一堂,老攝影家龍僖祖在會上激動地說:攝影理論終于走進了中國最高的學術殿堂。

    攝影本來是我在那個心情苦悶的時期,用來排遣的,沒想到竟“玩“成了正業(yè)。從此,文學與攝影成了我戲稱為“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一個都不能少”的名山大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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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對西方理論的“困而學之”始,到超越西方獨辟蹊徑,屈指算來整整30年。而這30年又恰好與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剛好吻合,而且同樣的艱難曲折,反反復復,思之不由得感慨萬端!

我經(jīng)常為自己出生在60后感到慶幸,既親歷過文革,又親身參與了中國當代最重要的這30年的時代變遷。我喜歡70后,也喜歡80后,但并不羨慕他們,因為積淀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的歷史感,是他們所無法獲得的。我為我的60后身份而自豪。

古人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梢娐劦乐灰?。而我直到今天也只不過才近中年,想一想,這是何等的幸事。我知足,我感恩!

       上天賦予每一個人的才能是不同的,有的人善管理,有的人會經(jīng)營,而賦予我的才能呢,是長于思考。善管理的可以做官,會經(jīng)營的可以發(fā)財,而長于思考的就該心無旁騖地當好一個知識分子,盡到他的天職。所以我不羨慕做官的,也不羨慕發(fā)財?shù)?,我自有一個聞道者的喜悅。

超隱喻理論作為一種“元理論”,是可以應用到多種領域之中的。趙毅衡先生說:“超隱喻這個概念,比李奧塔的‘元敘述’或‘宏大敘述’,比德里達的‘邏格斯中心’,都清楚明白,植根于中國語言的歷史,更適合中國文化,很值得好好深思展開?!倍翰┦空f:“藏策的超隱喻理論雖然從德里達的解構主義中汲取了豐厚的養(yǎng)分,卻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解構主義,而是針對漢語的具體語境另起了爐灶……藏策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漢語解構論者。”[FS:PAGE]

我今年寫了篇文章,叫《超隱喻與詩學》,清算了形式主義的“陌生化”理論給文學寫作制造的歧途,批判了敘述學將故事與話語割裂所帶來的困擾,提出了文學不是駕御語言而是解放語言,只有語言的解放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的解放的主張。

        其實,悟道是永遠沒有止境的,一切都在過程之中。我玩得開心的那些年,得到的是物欲的快樂,但精神上苦惱?,F(xiàn)在呢,也只能說是開始有所悟了,但也同樣有困擾,有煩惱,只不過比以前看得開一些了。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朋友說:其實你不必對世俗的東西在意太多,你在形而上的層面上已經(jīng)可以安身立命了,這才是求道者的根本。

   我聞之,亦有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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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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