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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國當下文學評論工作中存在哪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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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這一問題是有著比較個人化的看法的。問卷的選項中列舉了諸如：理論闡述取代文學批評、批評家臣服于學術模式以致文章晦澀難懂，以及紅包批評、商業(yè)批評和人情批評等，但我以為這些都并非問題的關鍵所在。

假設一下，問題就會變得非常清楚：假如上述的那些問題都不存在，假如我們批評界里的批評家們一個個地都成了別林斯基，難道我們的文學批評就沒有問題了嗎？肯定不是，甚至問題會更大?；蛘吒纱嗉僭O別林斯基重生于當代，他還算得上是個一流的批評家嗎？我看就未必，甚至連二流的都算不上了。

那么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呢？我在答第一個問題時已經說了，問題就出在批評觀念的滯后和批評方法的陳舊上。而導致這一狀況的，是理論與批評之間的隔膜，而導致了這種隔膜的深層原因，則是理論研究盲目地生搬硬套，且對當下最鮮活的文學動態(tài)并不熟悉，不能針對漢語文本的具體語境而提供有效的理論資源，從而引起批評界的反感。而批評界在得不到現代理論滋潤的情況下，也只好自己去“土法煉鋼”了。

就在理論界爭先恐后地投入到“后現代”懷抱的時候，批評界中的許多觀念實際上往往卻很“前現代”。比如，關于文學理論批評本身的觀念，就很不“與時俱進”。很多人還停留在僅僅把理論批評當成是用來指導文學創(chuàng)作的工具，而不知理論批評本身就是一種創(chuàng)作，而且可能是比小說、詩歌都更為重要的創(chuàng)作。我在答第一個問題時說：“如果說以往西方文學中的‘英雄’是馬克·吐溫，是福樓拜，是喬伊斯的話，那么今天的‘英雄’則已成為羅蘭·巴特、?？?、拉康和德里達們?！睆?SPAN>20世紀中葉開始，對世界性文化走向產生影響最大的，已經不是小說，不是詩歌，也不是美學，而是理論，尤其是批評理論。

在人們的傳統觀念中，理論是為實踐服務的。殊不知今天的理論其本身就早已成為了一種實踐。我個人的觀點是：理論與創(chuàng)作，是一種互文與對話的關系，而不是誰去指導誰，誰去為誰服務的關系。

     理論與批評，在今天其實是大有可為的。然而今天的理論與批評又是有著諸多問題的，比如有關“現實主義”的理論。

     我們今天的現實主義理論，其實是早就需要更新換代了的。因為傳統的現實主義理論還是建立在摹仿論、反映論的基礎之上的，已經根本無法解釋今天的文學/文化現象了。而今天的西方理論界，又已將現實主義看成是某種古老的神話，不再相信了。就連新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杰姆遜也說：“我不太熟悉中國的情況，但在西方，人們一般認為根本不存在現實主義這回事，現實主義只是一系列視覺幻象?，F實主義手法完全是一種技巧?！谥袊矣袀€感覺，就是現實主義成了世界上最自然的事，誰也不真正就此進行討論，只是當人們放棄了現實主義時才有人出來講一講。因此不管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都得有人對現實主義進行真正的研究……我們需要的是對現實主義進行真正的分析和研究?！?/SPAN>

誠如杰姆遜所言，“對現實主義進行真正的分析和研究”其實正是理論界的當務之急，尤其是中國的理論界。因為現實主義在中國的新文學中，源遠流長，影響了幾代作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話語資源。西方人可以不談現實主義，我們卻不能。而且西方人的理論盲點，恰好為我們中國人預留出了一個理論空白，一個可以超越西方人的學術真空。然而中國的理論家們卻沒有去給傳統的現實主義理論升級換代，致使批評界在面對“底層敘事”等今天的現實主義最新動向時，仍不得不以傳統老舊的反映論、本質觀去予以應對，其結果必然是力不從心。我就曾在一篇文章中看到過這樣的話：“據知，當前全國約有兩億多農村青壯年在外打工。這就帶來了一個新的問題，一支本來的農村生產生力軍，‘支前’、‘參戰(zhàn)’去了……”把“進城打工”稱作“支前”、“參戰(zhàn)”，聽起來好象只是作者用詞兒老得可笑，但其實卻是一種僵化的思維模式對當今復雜的社會現象與社會矛盾關系的扭曲與遮蔽。人的“主體”是由話語構成的，面對全新的社會環(huán)境和利益關系，竟能說出這種陳舊話語的頭腦，其顢頇可知也！[FS:PAGE]

那么，現實主義能否與當今以語言符號學為平臺的新“范式”順利“接軌”，并得以更新系統升級換代呢？我個人對此進行了嘗試。我從文本社會學和文化研究那里獲得了極大的啟發(fā)，亦即不再將所謂“社會”看做是某種本質主義的，非語言的，對象化了的存在，而是將其視為是由各種代表著不同利益集團的“社會方言”所共同組成的巨大的話語集成。其間人文話語、官方話語、商務話語、政治話語、專業(yè)話語、民間話語、網絡話語乃至江湖話語……多到數不勝數……它們之間或各自獨白或彼此對話，或和諧共存或沖突對抗……或聲音，或文本，或圖像，或視頻……或電視，或紙媒，或網絡，或智能手機甚或街頭涂鴉……多音共鳴，交相呼應，無始無終，無遠弗界……

傳統的現實主義總是強調文學是對現實社會的反映。這話應該沒錯，但卻絕不是像鏡子般的那種簡單的直接的反映。生活經歷豐富的人很多，但沒幾個能成作家。我發(fā)現，現實，亦或生活，只有當其呈某種與文學相關聯的話語狀或文本狀時，才可能成為“相關文本”，從而與文學“互為文本”。以前聽作家講他們采風或是“體驗生活”時，有一條最重要的經驗就是用筆去記下當地的語言、風俗、人物，以及各種發(fā)生過的故事……這是在干什么呢？這其實就是在將“生活”文本化。

現實亦或生活，與文學的更為確切的關系，我認為應該是種“互文”的關系。如果把社會生活比作浩如煙海的網絡世界，那么文學就好比是有著特殊系統軟件（按詩學的話語規(guī)則編碼）的超級工作站。工作站所加工處理的信息來自網絡，猶現實主義之“文學來源于生活”。而處于這一文學工作站之內的“網民”（作家），搜索信息、下載文本、發(fā)言發(fā)帖，則猶“深入生活”、閱讀及寫作也。其實，現實生活本身就是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大網絡，早在電腦時代出現之前，我們就已經都是“網民”了，只是我們自己還不知道而已。

我在《建構和諧社會文化中的文學話語與人物形象》（《文藝報·理論觀察版》）一文中說：“和諧社會在文學中的體現，實際上就是不同‘社會方言’之間話語的和諧。這并不是要掩蓋社會矛盾或回避現實問題，而是調整不同‘社會方言’間的語義關系，增加其溝通與對話的可能性，使之得以‘多音共鳴’，從而減少‘獨白’與對抗，避免以往那種二元對立式的互不調和的思維方式。”

我準備將自己的下一本專著就定名為《不朽的現實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