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前些時讀王先生的《攝影語言的口音表述》，表示了一點不同意見，但未深說；現(xiàn)又讀了他的《搖滾青年·青年攝影》和《無可奈何花落去——雜議“光與影”的明暗遭際》，想說些個人的看法，以助談資。 第一篇文章，是我最不能同意的。這篇文章的思路很混亂，許多概念都搞錯了。首先，照片中異國情調(diào)、異鄉(xiāng)情調(diào)（或俗稱的地方特色）的表達，并不能等同于漢語中方言語音的不同特色。攝影在根本上是視覺性的，何來“語音”表達？就是作為一種隱喻性的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文章后來又把這說成是一種“方言”的表達，也同樣是講不通的。布勒松、馬克·里布都拍過中國，能說他們是用漢語“方言”表達的嗎？中國攝影家也同樣拍過外國，比如紐約，能說那是用英語的美式“方言”來表達的嗎？ 至于牛群攝影，我認為更不是什么因用了天津方言才如何了的。去年我寫《攝影·批評·文化研究》的時候，在分析過“長城攝影”之后，其實原打算是再分析《希望工程》和《牛眼看家》的?？捎懻撻_始了，也就無暇顧及了。我以為對于牛群攝影，做諸如《鏡頭對準誰》之類的批評，實在是比牛群攝影本身更為膚淺的。牛群攝影其實是一種大眾文化現(xiàn)象，其引起“轟動”的關(guān)鍵，在于“拍什么”，而不是“怎么拍”（包括方言不方言），牛群攝影的那些圖片本身如《牛眼看家》，其實并沒有什么，而其“意義”在于它能喚起一系列的“相關(guān)文本”（包括“明星”們的和他自己的），所以牛群攝影引起大眾興趣的，不是其文本自身，而是其文本與其“相關(guān)文本”所構(gòu)成的關(guān)系。這是一種典型的大眾文化現(xiàn)象。 那么方言（王先生也稱之為“母語”）到底與攝影有沒有關(guān)系呢？我想關(guān)系還是有的，但不像王先生想得那樣簡單。好在王先生也提到不是人說話而是話說人之類的意思，那么討論也就有了一個大致統(tǒng)一的前提： 1、 既然人是被話語所塑造的，那么某地之人，在被社會語言環(huán)境中的多種話語所塑造的同時，也勢必被其所處地域的方言所塑造，這一點應(yīng)該是無庸質(zhì)疑的。 2、攝影具有一個相對“獨立”的光影的話語系統(tǒng)，在這個系統(tǒng)中，是不可能有什么“方言”的。但具體攝影者的編碼方式，作為這光影語言中的一種“言語”，肯定與其他話語系統(tǒng)有著某種“互文”的關(guān)系，其中當然回包括與其方言的“互文”關(guān)系。 3、 所謂方言只能以某種“互文”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具體攝影者的編碼過程，而絕不可能以“語音”形式直接表達于照片之中。 在做了上述分析以后，我們大致可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方言與作為“言語”的具體攝影者的編碼方式，可能會有某種“互文”關(guān)系，但與拍攝的具體對象，應(yīng)該沒有必然性的聯(lián)系。如不能說拍了《云南山里人》，就是用了云南方言，拍了《四川茶鋪》就說是用了四川方言，拍了《北京胡同》就認為是北京方言。假如徐勇有一天離開胡同又去拍了西藏，那你說他用的是北京方言還是藏語呢？所以我覺得這是王先生弄得很混亂的地方。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把普通話與方言放到了一種中心與邊緣的對立關(guān)系之中，強調(diào)了普通話作為權(quán)力話語、官方話語，對民間的、邊緣的方言的壓抑。這一點雖不是全無道理，但絕不可一概而論。 我們知道，在20世紀中國文學(xué)中，以趙樹理等為代表的“方言”文學(xué)，恰恰是官方提倡的產(chǎn)物。在“17年”文學(xué)，乃至打倒“四人幫”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方言文學(xué)都占據(jù)著中心的、權(quán)力的和官方的地位。以普通話寫作，被認為是“學(xué)生腔”，是“蒼白無力”，是不能掌握工農(nóng)兵的“活生生的語言”的表現(xiàn)。為此，許多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不得不跑到農(nóng)村去“體驗生活”，整天拿個小本本記……小說寫得越“侉”，就越“有生活”，越“工農(nóng)兵”…… [FS:PAGE] 為什么會這樣呢？我認為因為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方言的、民間的的文藝形式，文本簡單，意義單一，是便于控制的，作為宣傳工具尤為適宜。而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學(xué)，文本復(fù)雜，意義多元，無法控制，所以除束之高閣以外，便不被效法了。另外，方言的、民間的文藝還可以被用來營造一種“偽民間”，如大躍進時代的“新民歌運動”，工人作家們的“車間文學(xué)”，都屬此類。旅美學(xué)者劉禾的《語際書寫》中有分析歌劇《劉三姐》的一章，可以參看。 當然，看得出來，王先生在這篇文章中的用意是好的，但其對于方言的片面強調(diào)卻是不當?shù)摹? 二 看了王先生的第二篇文章，覺得他的激情和活力，都很值得佩服，但把搖滾音樂作為中國攝影的榜樣，就又說不過去了。因為搖滾在今天其本身已經(jīng)就很值得懷疑了。 看了這篇文章，倒讓我想起了一段有關(guān)我個人的往事。在20世紀的90年代初，我也曾是一個狂熱的崔健迷。那時我是一家大型刊物的記者，于是便利用“職務(wù)之便”，采訪崔及其樂隊，記得我寫的那篇文章叫《咱也搖滾一把》——聽名字就知道我那時有多“搖滾”吧？我還在雜志上弄了好幾期有關(guān)崔的對話，我們當時甚至認為，崔是中國音樂界的魯迅。這之后，我還主持過搖滾歌詞的征集等——到現(xiàn)在，我也認為崔比王朔要有價值得多?！欢蕻吘挂病袄稀绷?，他當年的伙伴不是也成了媒體的俘獲物而大唱其“朋友”了嗎？時間證明，崔是中國搖滾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他既已“老”了，我也就不再聽搖滾了。這說明了什么呢？說明青年文化如沒有與之相呼應(yīng)的理論的滋潤，是行之不遠的（我在論非主流攝影時提過）。崔理想中的“不要什么知識”，只需要“給你一個機會，試試第一次辦事，就像你18歲的時候，給你一個姑娘”之類，是不切實際的。即使優(yōu)秀如崔健者，也不能保證他的“心情”總能“像一把刀子，穿過你的嘴去吻你的肺”的。 在今天的這個“消費社會”里，對于“青年文化”更該加以分析，否則就不知會給攝影帶來些什么。如那些越寫年紀越小的“作家”們，那些什么哈佛的男孩和女孩們，就是借青年（乃至少年）之名而大肆炒做的大眾文化，與那些“看家”的“牛眼”是如出一轍的 三 王先生第三篇論《光與影》的文章很好，他實際上是把《光與影》停刊這一“事件”，以“文化研究”的形式來加以討論的，亦涉及意識形態(tài)層面，讀之令人感慨！ 既然好，也就不多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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