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國》:最早被攝影術凝固下來的中國風情
《一個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國》
瑞士 阿道夫-克萊爾著，
李欣/照片考證，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5年1月第一版，
280.00元
 徐家寧
欣聞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的《一個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國》要重印了。這本畫冊中收錄的老照片是瑞士商人阿道夫?克萊爾（Jakob Ad?olf Krayer-Foerster, 1834-1900）在中國工作、游歷期間的照片收藏，由于照片年代較早，頗有研究價值。
1868年10月，一個在中國生活了八年的瑞士商人“帶著一顆沉重的心”回國了，他就是在中國從事絲綢生意的阿道夫?克萊爾?？巳R爾受雇于一家英國公司，負責絲綢產(chǎn)品的檢驗和采購。他從南安普頓出發(fā)，經(jīng)過58天航行，于1860年4月19日抵達上海，在中國期間他多數(shù)時間都住在這里。克萊爾是一個熱愛旅行的人，出于工作的原因他經(jīng)常前往中國南方的各絲綢產(chǎn)地。在中國的八年時間里他游覽了很多地方，除了上海及周邊，他于1865年4月去了漢口及長江沿岸；1867年去了寧波及其周邊；1867-1868年去了中國南部的港口城市，以及蘇州、無錫、湖州、海寧、杭州，還在這一年北上北京。在旅行的過程中他通過各種渠道收集照片，到他回國時，除了積攢下來的可觀財產(chǎn)、對中國的眷戀和多彩的經(jīng)歷，他還帶回去兩本精美的相冊，這本畫冊中的91張照片即來源于此。
克萊爾自己并不拍攝照片，他的這些照片收藏幾乎都來自當時知名的照相館或攝影師，如福州的同興照相館、約翰?湯姆遜等等，那時的照相館和攝影師都以出售風光照片為主要業(yè)務。其中一些北京的照片，由于中國早期攝影史上現(xiàn)存的一些空白，對于攝影史的研究來說另有一番重要的意義。
北京最早的照片從文獻上可追溯到1850年代，但始終未見實物。早期攝影術在中國南方常見的傳播途徑在北京并不適用，照片的主要來源——旅行攝影師、開設的照相館的外國人，或是掌握攝影術的傳教士、商人，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前都不能在京城活動，俄國的東正教傳道團算是一個例外。目前有實物可考的最早的北京的照片拍攝于1860年9月，就在英法聯(lián)軍進入北京之前，由隨東正教傳道團來到北京的俄國外交官圣普瑞斯特（Count Georges-Charles-Alexis Guignardde Saint-Priest，1835-1898）拍攝，內容包括傳道團成員的合影及駐地“北館”周邊中國百姓的肖像和風景。這組照片在時間上略早于隨英法聯(lián)軍一起進入北京城進行拍攝的比托和杜賓。隨著聯(lián)軍在1861年撤離北京，外國人開始進駐京城，主要是外交官、傳教士和海關人員，這些居留北京的外國人在最初的十年中不足百人。在這十年里攝影術在北京落地了，現(xiàn)有的資料已經(jīng)可以確定這一點；到1870年代，有關北京的照片就可以追溯到攝影師，也有了匯編的相冊。從比托和杜賓離開時算起，攝影術在北京的傳播一定有一個走向和脈絡，而挖掘新的資料，厘清其中的關系，是攝影史研究中一項十分有趣的工作。
德貞作品的確定有助于解決其中的一些問題。1863年，年僅26歲的倫敦會傳教士，擁有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醫(yī)學博士學位的德貞（John Dud?geon, 1837-1901）被派往中國，第二年從煙臺前往北京接替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開創(chuàng)的醫(yī)學傳教事業(yè)，繼續(xù)開辦施醫(yī)院，同時擔任英國和美國公使館的醫(yī)療官。德貞是一名出色的外科醫(yī)生，英國傳教士、著名漢學家艾約瑟評價他“上而王公巨卿，下而農工商賈，幾莫不知施醫(yī)院有德大夫者”，當時的刑部尚書崇實提到他時說“英國德子固醫(yī)師，不遠數(shù)萬里，來京師施醫(yī)，十余年間活人無算，而絕不受一錢，仁人君子之用心在斯乎”。德貞求學在愛丁堡，那里長期是英國攝影技術的發(fā)展中心，熱愛科學的德貞在上學期間就對攝影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不僅自己拍攝照片，還研究涉及的光學和化學技術，曾在當?shù)孛襟w上發(fā)表過文章。他到中國后仍然保持著這份愛好，在他來到中國的最初幾年，傳教和行醫(yī)的工作還未完全占據(jù)他所有時間的時候，他在北京拍攝了大量照片。不過德貞并沒有像1870年代以后那些來到北京并長期居留的業(yè)余攝影師那樣商業(yè)化自己的攝影行為，因此他的作品只有當年贈送朋友的一些照片存世。德貞也真正推動了攝影術在中國的傳播。他在1873年刊印了介紹攝影術的入門教材《脫影奇觀》，里面不僅介紹了拍照的原理，還給出了各種攝影藥水的配方，即使是一個完全沒有光學和化學知識的初學者，按圖索驥也能拍攝和沖印出照片，這對攝影術在中國的傳播是極為重要的。
克萊爾收藏中的德貞作品為我們研究這位非著名攝影師提供了寶貴的樣本。這些照片不是那么講究構圖，也常被裁剪成特殊的尺寸，嚴格來說，他的照片并不漂亮，但是勝在“早”，為我們記錄了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十年里的北京圖景。而這批收藏中北京照片的另一部分，很明顯出自德貞以外的另一名攝影師，目前來說這是留給攝影史研究者們的一個疑問，假以時日，也許新發(fā)現(xiàn)的資料檔案會幫助解開這個謎題。 阿道夫-克萊爾離開上海返回瑞士，在他1900年病逝之前都再沒有來過中國，因此他帶回瑞士的這兩本相冊里的中國照片，肯定都拍攝于1868年10月之前。這批照片是中國早期攝影史研究中的一份標本，對于廣泛的文史愛好者來說也是很有價值的影像資料。通過這些照片，讀者可以站在150年前的鼓浪嶼筆架山上，看著龍頭路和鹿礁路一帶僅有的聯(lián)合禮拜堂這一棟西洋建筑；也可以站在北京清漪園（今頤和園）大報恩延壽寺（今排云殿所在）1860年被英法聯(lián)軍燒毀后的大片遺跡前，目光所及之處是殘損的塑像和遍地瓦礫，曾經(jīng)的皇家御苑變成一片廢墟。這些照片對于完善中國的影像歷史有著十分難得的價值，那些將塵封的相冊打開、將其中珍貴的內容帶回中國并以精美的畫冊呈現(xiàn)給讀者的人們的工作令人敬佩。李欣先生為這近百張照片的考證所付出的努力和過程的艱辛，我尤其能深深地體會。影像資料與現(xiàn)有的文史檔案之間常常失去關聯(lián)，而在書本之外，一方人對一方史地的了解常常是出人意料的，因此這些照片重現(xiàn)于世的意義，不僅僅是舊日風情的展示，也希望通過更多人的眼睛，來尋找傳說、記憶與真實影像之間的聯(lián)系，由此建立起一個更趨完整的過去中國的影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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