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專門拍攝遠東地區(qū)的攝影家，我每年有一半的時間都待在那里。我總是可以第一時間了解到關于亞洲的各種信息，我為此感到驕傲。盡管如此，當2003年我第一次聽說“鄭和”這個名字時，還是感到完全陌生。
　　我的妹夫當時剛給我寄來了一本孟席斯的《1421年：中國發(fā)現(xiàn)美洲》（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他附了一張便條，上面寫著：你的下一個故事。
　　光看標題這本書就吊足了讀者的胃口，當我翻開書時，主人公鄭和躍然紙上。這個神秘的人物鄭和船長是誰呢？為什么我過去從未聽說過他呢？
　　通過孟席斯的介紹，我了解到鄭和是亞洲最偉大的探險家，他所指揮的船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為止，都是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船隊。鄭和身形偉岸，將近有兩米高，在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的時代到來之前，他從中國出發(fā)，領導了7次大規(guī)模的世界遠航。鄭和的成功足以使其他任何一個我了解的探險家相形見絀。
　　孟席斯是前英國海軍潛艇指揮官，基于他從15世紀地圖和航海圖中搜集到的證據(jù)，孟席斯在他的書中認為鄭和的船隊實際上比哥倫布早70年到達了美洲，比麥哲倫的環(huán)球航行早一個世紀之久。盡管他的理論被很多東、西方學者所駁斥，但他的書就好像剛出爐的熱蛋糕一樣搶手，并且已經(jīng)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上徘徊了數(shù)月。
　　除了他頗具爭議的假設外，關于孟席斯的書最使我著迷的是，他從一個中國人的視角重新講述了在15、16世紀偉大的探險時代所發(fā)生的故事。我們西方人從以歐洲為中心的角度學習這一時期的歷史，了解有完整記載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意大利的功績。我們知道達·伽馬發(fā)現(xiàn)了到達遠東尋找財富的航線，而哥倫布受另一位我所熟知的探險家馬可·波羅的著作啟發(fā)，在尋找中國的時候發(fā)現(xiàn)了“新世界”。
　　正是馬可· 波羅的《馬可· 波羅寰宇記》（Description of the World）觸動了我，我追隨著他的腳步到達中國。時隔五年后，我又承擔了另一項美國《國家地理》雜志的項目。這次10000英里（約16000千米）的旅程沿著絲綢之路，帶我從威尼斯來到中國，途經(jīng)土耳其、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在中國沿海結束。
　　沿著馬可·波羅的足跡，我這一次史詩般的旅程最終濃縮為美國《國家地理》雜志上一個長80頁、共分3部分的故事，一本500頁厚的書以及一部在美國國家地理頻道播出的時長兩小時的電影。這個故事之所以廣受歡迎，一個原因就是馬可·波羅是一個全世界家喻戶曉的名字（盡管他實際的成績也許不為人所知。人們經(jīng)常這樣問我:“難道馬可·波羅不是發(fā)現(xiàn)中國的人嗎？”）。
　　在親身見證了馬可·波羅的知名度后，我發(fā)現(xiàn)很難相信在歐洲了解鄭和的人少之又少，因為即使沒有到達美洲，鄭和的航程依然超過了哥倫布、達·伽馬以及馬可·波羅，而且籠罩在鄭和身上的神秘感使我更加著迷。這又是一個我夢寐以求的拍攝任務，一個向全世界講述任何人都不了解的偉大探險家的機會。那是一個從沒有用照片講述過的故事，對我自己來說又是一個史詩般的冒險歷程。我深深地著迷于此。我的妹夫說的對：鄭和就是我的下一個故事。
　　一年后，為了趕在2005年7月鄭和首次航行600周年之際將這個故事出版，我踏上了重走鄭和遠洋路線的旅程。我為美國《國家地理》雜志已經(jīng)工作了25個年頭，在雜志的支持下，我的任務就是追隨鄭和這位杰出的中國探險家的足跡。鄭和7次出海造訪南中國海和印度洋，旅程最遠到達中東和非洲沿岸，指揮著多達300艘船只的艦隊，其中有些長達400英尺（約122米），配備士兵30000人，比歐洲地理大發(fā)現(xiàn)整整早了90年之久。
　　鄭和的經(jīng)歷和背景顯然對他成為船長沒有什么幫助。1371年，鄭和出生在云南省一個蒙古族村莊里，小村莊距離最近的海域也有一個月的路途。他出生在一個穆斯林家庭，有可能是中亞血統(tǒng)。11歲那年，在明軍肅清元朝最后的殘余勢力時，鄭和被明軍逮捕，遭受宮刑，并被押送到南京服侍宮廷，這也是當時的俘虜最平常的命運。作為一個天生的領導者，鄭和很快就在眾人中嶄露頭角，成為太子朱棣最為信任的隨侍和內官監(jiān)太監(jiān)。朱棣于1403年成為明王朝第三位皇帝。
　　正是朱棣將他的大型船隊交給鄭和領導，并且下令鄭和要出使南海，鄭和肩承外交、貿易、探險的重任，他將中國的絲綢和瓷器帶到海外，換取種子和珠寶、珍貴木材、藥材、紡織品和礦產。1405年至1433年間，鄭和的7次航行為中國帶回大量的財富，奠定了明王朝世界超級強國的地位，也將中國文化傳播給世界各地，中國人有些也隨之移民海外。
　　沿著鄭和的足跡，我將踏上連通中國和西方世界的海上絲綢之路，包括馬可·波羅和伊本·白圖泰在內的所有的航海探險者都曾沿此路線而行。在這條航線上，在鄭和的時代，風力主導并引領著每一個航海者的航行。11月和12月的東北季風使船只從中國沿海順風南下至越南、婆羅洲、馬來半島，最后到達爪哇和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在那里，他們要再次等待，直到5個月后船隊借東南季風從馬六甲海峽到達斯里蘭卡和印度。
　　當風向再次變化時，船隊從阿拉伯半島順風南下到達非洲斯瓦希里沿岸諸國—索馬里、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在那里，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國人已經(jīng)建立起了非常繁榮的貿易。
　　我夢想著我可以乘船完成我航行中的大部分—最好是中式帆船和阿拉伯的獨桅帆船。但令我感到驚訝和沮喪的是，中國最大的捕魚艦隊已經(jīng)完全現(xiàn)代化了。事實上，2001年頒布的一項法律禁止了用木材建造任何船只。木材現(xiàn)在彌足珍貴，不能用于制造任何帶有功利色彩的東西，比如漁船。大多數(shù)船都是用玻璃纖維或鋼鐵建造的，找到一艘木船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更不用說出海了。我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要如何在沒有任何真正木船可拍照的情況下講述一個關于世上最偉大航海家的故事呢？這是我之后遇到的眾多困難之中的第一個。
　　我經(jīng)常問什么才能成就一幅好的照片？我所認為的好照片就是可以吸引讀者目光的照片。在今天這個快節(jié)奏的世界，人們沒有多少時間細讀一本圖片雜志或者一本書，沒時間逐頁翻看，接受書里的信息。更多的時候，由于時間所限，人們只能快速地瀏覽諸如美國《國家地理》雜志之類的含有大量信息的雜志，只是停下來多看一看那些能吸引他們注意力的故事和照片。因此，我的工作就是要拍攝能從視覺上吸引人的照片，它的沖擊力使讀者的目光駐足在標題上，而后最終讀完整個故事。這就是我一直尋求拍攝的照片。但是如果一個事物本身不存在，即使技術再好的攝影師也沒有這種好運氣。不過，就像我常說的，攝影師是被雇用的幸運兒。
　　像承擔所有的美國《國家地理》雜志的任務一樣，我都是從列好拍攝清單著手的。對于鄭和的故事，這就意味著我要列出可能的拍攝場景，幫助我重現(xiàn)15世紀亞洲的航海世界。我所尋求的就是找到鄭和曾經(jīng)進行過貿易并且現(xiàn)在依然存在的物品，他所到訪過的超過37個國家的?？扛?，他經(jīng)歷過的陌生的習俗，以及他所經(jīng)歷過的文化。
　　但是，和馬可·波羅不同的是，鄭和并未給后人留下他的航海日志或者是個人見聞錄。實際上，能證明鄭和曾經(jīng)令人驚嘆的7次航海的證據(jù)在今天少之又少，彌足珍貴。這也說明了鄭和從未像馬可·波羅一樣家喻戶曉的原因。隨著15世紀后半期中國的閉關，政策轉向保守，關于鄭和大量的記載和航海日志在他最后一次返航后被有意銷毀。只有時任鄭和船上的兩名通事，穆斯林學者馬歡和費信的記載得以保留。他們對航海生活的描述以及對登岸后的觀察見聞，成為我們今天揭示鄭和之謎，以及了解他生活及其足跡所至之地的地方色彩和氛圍的主要來源。
　　從我對馬可·波羅的研究開始，我已經(jīng)習慣于與古代典籍為伍。我貪婪地閱讀著馬歡的《瀛涯勝覽》和費信的《星槎勝覽》，腦海里逐漸以攝影師的視角形成了我希望拍到的畫面。
　　之后，我開始搜集關于鄭和的資料，而來自托斯卡納的意大利作家佛蘭克·威維亞諾常陪伴我左右。佛蘭克分得了這個項目，他已經(jīng)在中國工作生活了12年，起初是《遠東經(jīng)濟評論》雜志的記者，繼而在1979年至1990年擔任《舊金山紀事報》北京分社主任。我發(fā)現(xiàn)他不但知道鄭和其人，并且還是一個研究鄭和的學者，是一位鄭和的仰慕者。
　　佛蘭克對這位偉大船長的熱情和崇拜十分具有感染力。他相信鄭和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不僅因為他令人敬畏的壯舉，也因為鄭和的良好品德。佛蘭克認為，鄭和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人，夢想一個寬容和平的全新世界，人們有不同的信仰、文化和種族，天下大和。正是佛蘭克看待鄭和的視角也使我成為鄭和的仰慕者。
　　隨著我更加深入地研究鄭和的航海之旅，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出現(xiàn)了：中國出于什么原因在國力最為強大、經(jīng)濟最為繁榮、科技軍事無可比擬的時候決定向內轉型，并且叫停了鄭和的船隊呢？中國可謂輕而易舉地控制了當時的未知新世界，但卻選擇了閉關鎖國，銷毀這種船隊以及所有關于這位航海先賢的記載。
　　對于一個攝影師，答案并沒有那么神秘，找到答案也不怎么困難。大家只需要看一看令人嘆為觀止的明王朝主要的民生項目的規(guī)模就能找到答案了（每一項我都高興地把它們加入我的拍照清單中了）：朱棣皇帝在移都后的都城所在地所建的紫禁城，擁有世界上最長的人工航道的大運河，或者是其大部分在朱棣統(tǒng)治下而興建的長城。興建這些工程中的任何一個，都會對人力和財力造成巨大的負擔，更不要說這全部3個工程。對于朱棣皇帝，這些工程的規(guī)模都不算大。朱棣為給他的父親在南京城外陽山采石場立碑所切割的巨大石材就是證據(jù)。我拍到了這個重達31000噸的塑像的基座，朱棣還計劃將在冬季結冰的時候，將這些巨大的石塊通過大運河的冰面運回15英里（約24.14千米）外的南京。雕像規(guī)模之大以及朱棣計劃的大膽令我完全震驚。我大笑他的荒唐，但是對他的大膽和野心感到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