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早期的攝影年鑒，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的出版均得益于大學教授或大學學子的創(chuàng)意。1925年，獲博士學位的劉半農(nóng)回到祖國，受聘于北京大學，次年經(jīng)同事陳萬里介紹加入了北京光社。劉半農(nóng)親眼目睹了光社的人才濟濟、藝術(shù)成績斐然，曾舉辦過數(shù)次影展，于是萌生了出版攝影年鑒的想法。1928年，由劉半農(nóng)編輯的《北京光社年鑒》面世，轉(zhuǎn)年又編輯出版了《北平光社年鑒》。1931年，復旦大學的攝影學會，在連續(xù)舉辦三屆影展之后，復旦學子也萌生了出版《復旦攝影年鑒》的想法。
上世紀20年代初，上海高等學校的攝影組織如雨后春筍般的成長起來，如：震旦大學、同濟大學、大同大學、圣約翰大學、復旦大學、滬江大學等，每所大學均設(shè)有攝影學會。大家熟知的我國著名攝影家林澤蒼，他的攝影生涯，就是得益于大學的攝影學會。1921年，林澤蒼考入上海圣約翰大學，曾在攝影學會組織的攝影比賽中奪魁，1924年，被推選為學校攝影學會的會長。 四年的校園生活，林澤蒼除了完成必要的學業(yè)之外，其余時間全部傾注于攝影學會的會務(wù)。1925年8月22日，剛剛跨出校門的林澤蒼，便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中國攝影學會，同時還創(chuàng)辦了中國攝影學會畫報，畫報每周一期，連續(xù)刊行12年之久，期間從未中斷過。上世紀20年代初，在上海的高等學府之中，圣約翰大學攝影活動搞得有聲有色，到上世紀20年代末，攝影活躍期又輪到復旦大學。前者憑借著“攝影巨子”林澤蒼，后者則依靠趙澐、張敏光、曹祖光、徐霈等四位影壇新秀，復旦四位學子的不懈努力，為復旦大學的攝影事業(yè)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由此便在中國攝影史冊中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復旦攝影學會在趙澐、張敏光、曹祖光、徐霈的組織和領(lǐng)導下，從1928年連續(xù)舉辦三屆復旦藝術(shù)攝影展覽，影展不但在校園內(nèi)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而且還得到了社會上的廣泛關(guān)注，人們通過上海出版的紙媒《圖畫時報》，得知了復旦大學中有這樣一群愛好攝影的學子。 1931年寒假剛過，為了印制一期復旦攝影會刊，分發(fā)給本會會員，負責學會廣告部的張敏光、張兆蓀、蔡天鐸同學便在報紙上刊發(fā)消息，沒料到訂單居然超過了500份，且大部分訂單來自于社會。一份會刊得到了上海廣大攝影愛好者的認可，經(jīng)四位學子商議，決定借此機會宣傳復旦攝影學會，將三屆影展的部分作品挑選出來，會刊改為年鑒，對外公開發(fā)行。
1931年5月，16開本的《復旦攝影年鑒》面世了，上海攝影先驅(qū)胡伯翔和《中華攝影雜志》編輯朱壽仁，分別為年鑒撰寫了序言。著名書畫家朱應(yīng)鵬、復旦大學校長李登輝、著名攝影家郎靜山、華社創(chuàng)始人之一張珍侯、《中華畫報》編輯胡伯洲、《美術(shù)雜志》編輯陳秋草分別為年鑒題詞。年鑒收錄了復旦三屆影展精品66幅，每頁刊載作品一幅。在第67頁上，載有趙澐、張敏光、曹祖光、徐霈四人撰寫的編者的話，文中寫道：“我們的目的，不但只是簡單地給看的人以一個有生動性的美化印象；同時還是負著改進和光大中國攝影藝術(shù)的重大使命�！钡�68頁為四位影壇新秀的近影，第69頁為出版頁，第70頁為復旦攝影學會章程。在年鑒的前后各8頁均為商業(yè)廣告，這樣可以適當減輕年鑒的印制成本，為此，編者的話中還著重強調(diào)：“ 本鑒以求攝影藝術(shù)的普及化，在定價方面是特別廉宜，這一點是值得鄭重向諸君說的�！�
在年鑒上，我們可以看到非常熟悉的攝影家：聶光地、周逖、方文槐、王中樞、陳昺德（圖畫時報的特邀攝影記者）等等，而且年鑒中有的作品名稱也特別風趣、含蓄、寓意深遠，比如徐匯浚拍攝的《一聲聲喚破了人家好夢》，與今天的生活有些相似，有時我們睡得晚或上夜班，清晨還在鼾聲大作，甚至正在做著迎娶新娘，拜天地，一只腳已經(jīng)邁入洞房的黃粱，樓下的流動小商販的叫賣聲，一聲高過一聲，直至喚破美夢為止。還有《階前小坐待誰來》，作品名稱起得很微妙，不愧為復旦學子，要是擱到今天，請某位攝影偽大師給作品起個名字，什么“盼”啦，什么“待情郎”啦，什么“俏佳麗”啦，名子起得要么是非常直白，要么就是比較媚俗。
